Identifying and Analyzing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A Five-year Plan for A City’ s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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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某市“某五年规划”为依据，抓住规划内容及某市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问题，通过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取了7类共30个直接或间接影响规划实施的社会经济因素。采用TN法及DEMATEL法确定影响规划实施的综合影响度、中心度、原因度、被影响度，有针对性地把握规划实施的切入点、重点和难点，使规划实施的具体工作能突出重点、分清主次，有的放矢地展开。DEMATEL方法是一种运用图论及矩阵转换进行系统因素分析的方法，应用DEMATEL法，可以测度影响某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某五年规划”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可以扩展研究某市“某五年规划”实施的系统分析，实施效果的综合评价，实施效果预测与分析，具有较好的定量化依据。Abstract: Taking a five-year plan in a city as the basis, the paper grasped its planning content and the bottleneck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city’ s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formulat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index, a total of thirty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seven categories which exert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n the plan implementation had been extracted in the paper. TN method and DEMATEL method were employed in this paper to identify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degree, centre degree, cause degree and affected degree that can influence the plan implementation. Thu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focal point and the difficult point of the plans could be purposefully grasped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will make the whole plan be carried out in a well-targeted manner with the key points highlighted and the top and secondary priority clearly drawn a distinction. DEMATEL method was a method for system factor analysis using graph theory and matrix tools. This method could be used to measure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ive-year plan in a city that affects its agriculture and rural economy.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is paper could be further extended to study the system analysis of the five-year plan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as well as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this paper provided a sound quantitative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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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agriculture /
- rural economy /
- a five-year plan /
- TN method /
- DEMATE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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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一词来自国内学者对“Urbanization”的直译，城镇化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1]。城镇化是一个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主要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聚集并转化成城镇人口的过程[2]。中国在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注重城镇化发展质量，谋求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成为当前重要主体思路[3]。土地生态安全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4]。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源于“生态安全”，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通过协调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保护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维持土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5]。从2000年开始，国家重视并开展生态环境相关研究，生态环境多次出现在重要的工作指示、会议及方针当中，“十三五”规划以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与目标，土地作为发展的基础，这就要求必须关注土地生态安全状况。
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于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关系研究的文献并不多，主要关注于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的评价。虽然对于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但是其相关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在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的方法选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6]。李德胜利用DSR模型建立指标体系，对武汉市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生态安全状态进行评价[7]；阿雅尔在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将土地生态安全指标与新型城镇化指标二者结合起来研究鄂托克旗土地生态安全状况[8]；王鹏等人以湘潭市为研究区域，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发现土地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不配套是导致土地生态安全指数下降的原因[9]。多数学者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方面进行研究，直接将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起来进行协调发展研究的较少。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计算综合指数，分析两系统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引入耦合协调模型研究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状况，利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旨在探讨两系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为推动安徽省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一、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位于东经114°54'～119°37'，北纬29°41'～34°38'，处于中国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腹地，东西宽约450 km，南北长约570 km，地跨长江与淮河南北，土地面积约13.94万 km2。地形以平原、丘陵、山区为主，安徽省是皖江城市带和沿江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组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省份之一，在全国的经济发展当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目前安徽省有16个地级市，2018年，安徽省常住人口6323.6万人，比2017年增加68.8万人；城镇化率达54.69%，较2017年提高了1.2%；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6.45‰，比2017年下降了1.72个千分点。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初步核算，2018年生产总值(GDP)30006.82亿元，三次产业结构由2017年的9.6∶47.5∶42.9调整为8.8∶46.1∶45.1。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8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000—2018年）》、安徽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0—2018年），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相近年份指标值替换、线性拟合等方式得到。
（二）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他们是一个巨系统，有着复杂的运行机制，单一的评价指标难以表征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这一有机整体和真实的发展水平，两者应该包含多种要素，综合评价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和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需要构建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这是基础。本文结合现有理论和基础以及安徽省发展现状，依据科学性和易操作性、全面性和代表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的原则，选取适合两者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构建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体系。其中，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由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组成，共选取了16个指标要素（表1）；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包含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准则层，共选取了15个指标要素（表2）。文章采用一种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求取指标权重，其权重是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的大小来确定。
表 1 安徽省土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正、负向 权重 城镇化发展 人口发展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率（%） 正 0.0446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率（%） 正 0.0404 大学毕业生数（万人） 正 0.0471 人口自然增长率（%） 负 0.0179 经济发展 人均GDP（元/人） 正 0.0853 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率（%） 正 0.0258 人均财政收入（元/人） 正 0.0888 人均货物进出口总额（美元/人） 正 0.0771 公共服务水平 教育事业支出额（元） 正 0.0883 社会保障支出额（元） 正 0.0765 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正 0.0868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万人） 正 0.1122 生态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 0.0433 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万m³/km²) 负 0.0525 单位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t/km²） 负 0.0612 单位面积固体废物排放量（t/km²） 负 0.0521 表 2 安徽省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正、负向 权重 土地生态安全 自然 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正 0.0551 人均水资源量(m³/人) 正 0.0590 森林覆盖率(%) 正 0.0278 经济 经济密度（万元/km2） 正 0.1086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正 0.0965 粮食产量(kg) 正 0.0368 第三产业占GDP比率(%) 正 0.0820 社会 农业机械总动力（kW） 正 0.0605 环保投资占GDP比率(%) 正 0.0462 单位GDP消耗（t/万元） 负 0.0612 人口密度(人/km2) 负 0.0361 生态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正 0.0603 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kg) 负 0.0767 单位耕地农药施用量(kg) 负 0.1065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 0.0867 （三） 研究方法
1. 数据标准化
由于原始数据存在量纲差异，为消除指标之间因指标量纲产生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所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值越大，表征指标状况越好；负向指标值越大，表征指标状况越差。
正向指标：
$$ {X}_{{ij}}^{\prime}=\frac{{X}_{{ij}}-X_{\min }}{X_{\max }-X_{\min }}({i}=1,2,3 \cdots {n} ;\; j=1,2,3 \cdots {m}) $$ (1) 负向指标：
$$ {X}_{i j}^{\prime}=\frac{{X}_{\max }-X_{i j}}{X_{\max }-X_{\min }}({i}=1,2,3 \cdots n ;\; j=1,2,3 \cdots m) $$ (2) 式（1）（2）中：
${{{X}}_{{{ij}}}}$ 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X}_{i j}^{\prime}$ 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X}}_{{\rm{min}}}}$ 为指标的最小值；${{{X}}_{{\rm{max}}}}$ 为指标的最大值。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熵权法求取指标权重，对于某项指标，其熵值是判断指标离散程度的依据，熵值越小代表离散程度越大，即权重越大。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重：
$$ {P}_{{ij}}=\dfrac{X_{i j}}{\displaystyle\sum\limits_{{i}=1}^{{n}} X_{{ij}}}({i}=1,2, \cdots n ; \;{j}=1,2, \cdots {m}) $$ (3) （2）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 e_{j}=\frac{-\dfrac{1}{\ln m}}{\displaystyle\sum\limits_{i=1}^{n} P_{i j} \log \left(P_{i j}\right)}\left(0 \leqslant {e}_{j} \leqslant 1, {i}=1,2, \cdots {n} ;\; j=1,2, \cdots {m}\right) $$ (4) （3）各指标的权重：
$$ {W}_{{j}}=\frac{1-{e}_{j}}{\displaystyle\sum\limits_{j=1}^{m}\left(1-e_{j}\right)},({i}=1,2, \cdots {n} ;\; j=1,2, \cdots {m}) $$ (5) 3. 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协调发展度的计算
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和标准化之后的数据计算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在不同年份下的综合评价得分，设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分别为U、F。
城镇化评价指数：
$$ {U}=\sum\limits_{{j}=1}^{{m}} W_{j} X_{i j}^{\prime}(i=1,2, \cdots {n} ; \;{j}=1,2, \cdots {m}) $$ (6)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数：
$$ {F}=\sum\limits_{{j}=1}^{{m}} W_{j} X_{i j}^{\prime}(i=1,2, \cdots {n} ; \; {j}=1,2, \cdots {m}) $$ (7) 式（6）（7）中：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10-11]，将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分为以下几类：当0<U≤0.4时，此时属于缓慢发展状态；当0.4<U≤0.6时，此时属于平稳发展状态；当0.6<U≤0.8时，此时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当0.8<U≤1时，此时处于加速发展状态。将土地生态安全分为以下几类：当0<F≤0.4时，属于恶劣级；当0.4<F≤0.6时，属于风险级；当0.6<F≤0.7时，属于敏感级；当0.7<F≤0.8时，属于较好级；当0.8<F≤1时，属于安全级。
“耦合”是一个物理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12]。根据式（6）和（7）构建关于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耦合发展系数C式（8），其中0≤C≤1。当C越接近0，两者的耦合度越低，表明两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弱，向无序状态发展；当C越接近1，两者的耦合度越高，表明两系统相互作用越强，配合越有序；当0<C≤0.3时，此时处于勉强耦合；0.3<C≤0.5时，此时耦合度处于拮抗状态；当0.5<C≤0.8时，此时处于磨合阶段状态；当0.8<C≤1，表明耦合度处于高度耦合状态。
$$ {C}=\sqrt{\frac{{U}\times{F}}{({U}+{F}{)}^{{2}}}}$$ (8) $${{D}} = \sqrt {{{C}}\times{{T}}} $$ (9) $${{T}} = {\text{α}} \times{{U}} + {\text{β}} \times{{F}}$$ (10) 耦合度主要在判别各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具有较强优势，但是对于同属于低水平的两个系统却仍得到高水平的耦合度[13]，为避免此情况的出现有学者构造了协调度评价模型，进一步反映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式（9）中：D代表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T表示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式（10）中α、β分别表示待定系数，本研究认为城镇化系统与土地生态安全系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取α=β=0.5。协调度D的取值在0～1之间，D值越大表示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为了更直接地反映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综合协调发展程度和所处的等级，在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4]，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分类，见表3。
表 3 协调发展等级分类标准类型 协调度D取值范围 等级 失调衰退 0.0～0.1 极度失调衰退 0.1～0.2 严重失调衰退 0.2～0.3 中度失调衰退 0.3～0.4 轻度失调衰退 协调过渡 0.4～0.5 濒临失调发展 协调发展 0.5～0.6 勉强协调发展 0.6～0.7 初级协调发展 0.7～0.8 中级协调发展 高度协调 0.8～0.9 良好协调发展 0.9～1.0 优质协调发展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城镇化发展和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收集的指标数据并利用公式（6）（7）计算安徽省城镇化评价指数、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数。
从图1中可以看出来，城镇化、土地生态安全和综合协调指数在2000—2018年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13年之前，城镇化评价指数低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数，说明土地生态安全发展要快于城镇化的发展。2013年之后，城镇化评价指数高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数，此时城镇化发展质量超越土地生态安全发展质量。
就城镇化而言，2000—2009年10年间，城镇化评价指数都在0～0.4之间，表明其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可能由于安徽省当时经济发展起步较慢，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其经济增长缓慢，城镇化水平较低；在2010—2013年属于平稳发展状态，安徽省经济逐步恢复，人均GDP从每人20887.80元增长到每人32000.89元，增加幅度明显，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2014—2018年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通过快速发展状态过渡到加速发展的状态，主要是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由此带动安徽省经济发展呈增长态势，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4年的88.53%上升到2018年的91.21%，城镇化水平有着较大的提高。
2000—2008年，土地生态安全发展趋势呈上升的状态，但上升趋势不够稳定，波动较为频繁，评价指数从0.2656提高到0.3587，但都低于0.4，因此属于恶劣级，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主要是组成系统的自然要素变化趋势较为明显，例如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量两指标在2000—2008年期间增减幅度较大，影响整体系统的发展；在2009—2015年，土地生态安全发展状况从风险级提升到敏感级，土地生态安全呈现稳定的发展趋势，土地生态系统较为稳定，土地生态安全状况较上一阶段有所缓解。这说明安徽省近些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这两方面的努力有所成效，但仍需加大力度。2016—2018年属于较好级，评价指数都在0.7之上。发展趋势先下降后上升，下降趋势明显，影响因素包括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16年的2.04下降到2017年的1.84；人口从6196×104万人增加到6255×104万人，耕地面积也有小幅度的减少，水资源总量减少较大，这些因素都使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数下降。
（二） 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度分析
将计算得出的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数带入耦合度公式（8）计算可得出安徽省2000—2018年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度C。
根据表4看出，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两者耦合度最低值为0.4767，最高值为0.5000，耦合度在0.3～0.5之间，所以两者的耦合类型属于拮抗状态，这说明安徽省在2000—2018年城镇化发展和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相互约束、相互制约的关系，有序的状态越强。另一方面可以观察到，耦合度数值根据年份的增长从0.4767逐步上升到0.5000，表明两系统的耦合状态向良好的方面发展，并有从拮抗状态逐步向磨合状态过渡的趋势。总体来说，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两系统耦合度属于低水平的耦合状态，根据发展趋势来看仍需较长的时间发展到高水平的耦合状态。
表 4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年份 综合协调指数T 耦合系数C 耦合协调度D 耦合类型 耦合协调类型 2000 0.2041 0.4767 0.3119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1 0.2114 0.4840 0.3199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2 0.2315 0.4799 0.3333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3 0.2343 0.4875 0.3380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4 0.2585 0.4886 0.3554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5 0.2653 0.4953 0.3625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6 0.2853 0.4976 0.3768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7 0.3183 0.4983 0.3983 拮抗状态 轻度失调衰退 2008 0.3472 0.4997 0.4165 拮抗状态 濒临失调发展 2009 0.3891 0.4988 0.4406 拮抗状态 濒临失调发展 2010 0.4379 0.4987 0.4673 拮抗状态 濒临失调发展 2011 0.4715 0.4997 0.4854 拮抗状态 濒临失调发展 2012 0.5223 0.5000 0.5110 拮抗状态 勉强协调发展 2013 0.5690 0.5000 0.5334 拮抗状态 勉强协调发展 2014 0.6037 0.5000 0.5494 拮抗状态 勉强协调发展 2015 0.6481 0.5000 0.5692 拮抗状态 勉强协调发展 2016 0.7318 0.5000 0.6049 拮抗状态 初级协调发展 2017 0.7676 0.4990 0.6189 拮抗状态 初级协调发展 2018 0.8238 0.4991 0.6412 拮抗状态 初级协调发展 （三） 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分析
图2显示，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在2000—2018年整个时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综合协调指数数值从最低2000年的0.2041上升到最高2018年的0.8238，耦合协调度从2000年的0.3119上升到2018年的0.6412，协调类型从研究初期的极度失调衰退逐渐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递进式演变规律，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两系统间的相互作用逐步趋于合理。这表明，在安徽省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持续存在，并产生协同变化的现象。
从耦合协调度类型看，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在整个研究期内都不存在同步发展的关系。2000—2007年以失调衰退类型为主，且都属于轻度失调衰退这一等级；2008—2011年处于协调过渡类型，属于濒临失调发展等级。这两个阶段都是失调状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数较低，可能是造成失调现象的主要原因。在2000—2011年，安徽省城镇化率从28%上升到44%，城镇化水平虽有所提高，但是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显不足，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下降状态，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人口的增加与涌入城镇中刺激土地的利用需求，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城镇化现象明显；另外，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逐年增长，工业“三废”排放量亦是如此，土地污染情况加重，土地承载力遭到挤压，土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导致土地生态安全压力增加，因此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较低，两系统发展失调。
2012—2018年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协调度属于协调发展类型，2012—2015年为勉强协调发展等级，2016—2018是初级协调发展等级。2011年之后，两系统协调关系由失调状态过渡到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等级不断上升，协调发展水平逐步增长，可见安徽省在推动城镇化发展建设的同时，认识到保护土地生态安全的重要性。一方面，安徽省积极发展第二、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从2012年的12.7∶54.6∶32.7调整到2018年的8.8∶46.1∶45.1，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大力发展经济，人均GDP相比于2012年增长了近18919.68元/人；城镇化率增长到54.69%，常住人口数量达到6323.6万人，大学毕业生数由22.65万人上涨到33.52万人，劳动力得到增长，高素质人才不断增加；安徽省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不断增加，使得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安徽省加大对环境保护监管力度与资金投入，环保工作逐步落实。这体现在环保投资占GDP比重不断增加；工业“三废”排放量减少明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近100%，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升。两系统的良性发展带来耦合协调度不断朝着协调阶段发展。
（四） 耦合协调度预测
为了更好地看出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依据2000—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数值，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GM（1.1）预测模型[14]，对2019—2023年的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响应函数为：x(t+1)=7.093535e0.043117t−6.773635，精确度检验值c=0.0629（好），P=1（好），预测效果很好。2019—2023年耦合协调度预测值分别为0.67915、0.70907、0.74031、0.77293、0.80699。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在未来5年呈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上升趋势明显，协调发展水平从初级协调发展上升为中级协调发展，然后上升到良好协调发展水平。未来两系统的演化仍存在连续性，两系统的协调度发展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仍需一定的时间，另外，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是复杂的巨系统，协调度预测结果只是根据前期的协调度数值计算得出，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协调度可能很难达到预期的水平。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根据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特征，挑选出2000—2018年2系统8项31个指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与安徽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得数据，然后基于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两系统的权重、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并利用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数在2000—2018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0—2013年期间，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低于土地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指数，属于城镇化滞后型，2014—2018年，属于土地生态安全滞后型；（2）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度处于低水平的拮抗状态，并有从拮抗状态逐步向磨合状态过渡的趋势，但仍需较长的时间发展到高水平的耦合状态；（3）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在2000—2018年整个时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协调类型从极度失调衰退逐渐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失调衰退类型占整个时期的60%，两系统的良性发展带来耦合协调度不断朝着协调阶段发展；（4）预测2019—2023年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在2023年能够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的水平，但两系统的协调度发展到优质协调发展水平仍需一定的时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现阶段土地生态安全的发展要落后于城镇化的发展，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必然需要进一步的处理与协调，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 建议
1.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
近年来，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增长态势明显，但是仍低于全国城镇化的平均水平。2018年安徽省GDP为30006.82亿元，在全国排名13位，经济实力还需提高。第二、三产业结构占比达到91.21%，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9%，工业占主导地位，但是工业发展带来的“三废”的排放不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增加土地生态安全压力，影响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协调关系的发展。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安徽省应当注重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加大对重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惩治力度，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重点治污控污防污。加强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轻等产业的培育力度，带动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利用高校资源丰富的人才优势，大力发展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型绿色产业。借助安徽省庞大的人力资源，加快招商引资，积累发展资金，依托安徽省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发展绿色经济。
2. 加大环保投入，推动绿色发展
从2000—2018年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数看出，在2013年之后，安徽省处于土地生态安全滞后型，污染治理工作虽初见成效，但由于其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仍然不高，而且环境问题一直存在，短期内无法完全解决，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安徽省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仍需加强保护与治理。加大环保投入是维护土地生态安全，实现城镇化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安徽省粗放型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威胁土地生态安全的健康发展，土地生态安全压力持续增大，增加环保投入是缓解土地生态安全压力的重要方法。安徽省在环保上的投入不足2%，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提升环保支出的比例，加大环保投入，推动土地生态安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争取早日实现绿色发展。
3. 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促进协调发展
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是一个整体，城镇化的绿色发展是土地生态安全健康发展的基础，土地生态安全的健康发展是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城镇化建设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公共服务、企业发展等方面强化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建立城镇化和土地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加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三方协作，创新土地生态安全协同机制，增强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之间协调程度，推动城镇化与土地生态安全由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升，协调好城镇化建设和土地生态安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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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某五年规划”的内容中提取的7类共30个因素
序号 类名称 影响因素 1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人文环境（4个） 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F1 农业信息化的发展水平 F2 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投入量 F3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建设状况 F4 2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科技环境（7个） 农业科研资金投入量 F5 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投入量 F6 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管理水平 F7 农业科研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状况 F8 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状况 F9 农业科技成果扩散的路径 F10 对采用农业新技术风险的化解能力 F11 3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政治、法律环境（3个） 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法律体系的健全程度 F12 地方性法规的健全程度 F13 中央、地方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 F14 4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经济环境因素（5个） 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F15 农民的比较收入 F16 农业市场化程度 F17 农业生产规模 F18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水平 F19 5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教育环境因素（3个） 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状况 F20 农村义务教育状况 F21 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状况 F22 6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资源要素方面的因素（4个） 自然资源状况 F23 农户农业生产资金投入量 F2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合理性 F25 农业机械化水平 F26 7 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主体要素方面的因素（4个） 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户比重 F27 涉农企业的绩效水平 F29 涉农企业的绩效水平 F29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绩效 F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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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因度与中心度
因素代号 原因度 中心度 因素代号 原因度 中心度 因素代号 原因度 中心度 F1 0.863 0 2.880 4 F11 −0.549 8 1.008 2 F21 −0.150 1 0.929 3 F2 0.496 8 1.990 6 F12 0.974 9 1.357 5 F22 −0.531 5 1.289 5 F3 0.569 7 1.758 7 F13 0.258 6 0.641 0 F23 0.292 4 0.292 4 F4 0.005 5 1.093 9 F14 −0.230 2 0.747 0 F24 −0.538 1 1.644 1 F5 0.288 0 1.078 6 F15 0.969 4 2.907 4 F25 −0.297 2 2.208 0 F6 0.592 9 1.383 5 F16 −0.240 1 1.550 1 F26 −0.671 7 1.305 1 F7 −0.054 3 2.821 9 F17 −0.529 8 1.746 0 F27 −0.710 9 1.344 1 F8 0.206 0 0.996 6 F18 −0.930 0 1.855 6 F28 0.237 9 3.136 5 F9 0.228 1 1.018 5 F19 −0.450 0 1.841 6 F29 0.091 2 1.787 8 F10 −0.034 2 1.360 2 F20 −0.114 4 0.893 6 F30 −0.042 6 1.9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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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类型引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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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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