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uation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Land Use in Anhui Province
-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利用方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借助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分析安徽省2008—2017年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1)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城镇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等指标呈总体上升趋势。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具体时期耦合程度和协调度不同,并且影响方式也有很多,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据此,提出优化建设用地减量增长运行机制、推进土地精明利用、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等建议。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land use patter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nsive land use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7 by mean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land intensive use in Anhui Provinc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2)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land intensive use,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have shown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land intensive use in Anhui Province are different in specific periods, and there are many ways to influence i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exploration. According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optimiz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and growth, promoting smart land use, controlling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optimizing land use structure.
-
Keywords:
-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
- land intensive use /
- coupling /
- coordination
-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城市化一般是指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农业生产区域转为非农业生产区域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比原有城镇化更加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节约集约、和谐发展,要求在土地上实现集约利用[1]。土地集约利用最早是指农业土地集约利用,是指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进行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等投入用来提高土地集约度,获得更高的产出。关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测算协调程度、划分协调发展阶段与类型及协调发展机制研究[2]。叶晓甦等[3]认为如果一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两者能够共同正向发展,那么最后就会实现最大效益。彭冲等[4]认为二者的空间正相关性较高;赵海波等[5]认为城镇化的发展会阻碍土地集约利用。王子灏等[6]建议将城镇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合成一个系统子集综合评价两者之间关系。张祚等[7]认为科学评价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程度对于城市统筹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快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土地作为万物的载体,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必需性资源,已经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协调城乡发展[8]。只有将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转化为集约,广度扩展转变为深度挖潜,做到节约集约土地资源、解决土地供需矛盾,才能促进城镇化的优质发展[9]。
一、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位于中国的华东地区,全省土地总面积14.01万km2,东西宽450 km,南北长570 km,地理位置为东经114°54′~119°37′,北纬29°41′~34°38′。安徽省居中靠东,沿江通海,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拥有皖江经济带和沿江城市群,深受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辐射,同时也是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截至2018年末,安徽省常住人口6 323.6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4.69%,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0 006.82亿元,人均生产总值47 712元。
二、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评价
本文选取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充分考虑了安徽省的实际情况。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构建指标体系,然后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获取指标权重并计算综合得分。
(一) 评价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以往研究的问题在于指标不够全面,且少有学者对指标进行定量筛选和去重复性信息处理。指标体系的构建没有统一标准,指标的选择比较主观,指标有可能不完整或者指标之间常常有较强的相关性,影响了综合指数等后续计算[10]。选取评价指标的重点在于指标要同时与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有着科学的联系,要避免片面和单一。本文依据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原则选取适合安徽省实际的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发展水平分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生活城镇化、经济建设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城镇化;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分为土地利用强度、土地投入强度、土地经济效益、土地社会效益和土地生态效益。本文从这十个方面构建了22个指标(表1),借助SPSS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赋值,选择特征值大于1的
$i$ 个主成分,然后对该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的加权平均的归一化做权重,进行指标综合得分的计算。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的《安徽省统计年鉴》。表 1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各评价指标及权重赋值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城镇化水平 年末城镇人口 0.096 3 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人口密度 0.093 1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095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93 3 人均GDP 0.096 6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0.093 9 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 0.097 0 地均财政支出 0.093 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96 9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91 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97 0 地均财政收入 0.093 8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0.067 6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86 8 城镇化率 0.097 0 园林绿地面积 0.093 0 建成区面积 0.096 3 地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0.082 1 建成区绿地率 0.095 9 污水处理率 0.090 7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0.064 2 危险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0.088 4 指标说明:年末城镇人口指的是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数。根据指标数据获取实际情况,用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代替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便于从生态角度测算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于不同年份实际指标值可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子系统指标大多数采用均值指标。地均是指安徽省城市总行政区域面积。地均指标值指的是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的总量指标除以全省城市总行政区域面积之后的值。
(二) 计算综合得分
本文利用SPSS20.0软件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选择SPSS软件中的降维分析,然后将复杂的指标折合成若干互不相干的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充分反映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能够将问题研究变得简捷,更重要的是更加科学有效[11]。
第一步,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
$$\; \begin{split}{X_1}{^\prime _{ij}} \!=& \frac{{{X_i}_j - {X_{j\min }}}}{{{X_{j\max }} - {X_{j\min }}}} \hfill\!\! \\ &(i \!=\! 2008,2009, \cdots \! ,2017;j\! = \!1,2, \cdots \! ,{\rm m}) \hfill \\ \end{split} $$ (1) $$\begin{split}{X_2}{^\prime _i}_j \!= &\frac{{{X_{j\max }} \!-\! {X_{{{ij}}}}}}{{{X_{j\max }} \!-\! {X_{j\min }}}} \\ &\left( {i \!=\! \!2008,2009,\cdots \! ,2017;j \!=\! 1,2,\cdots \! ,{\rm m}} \right)\end{split}$$ (2) $$\begin{split}{Y'_{_1ij}} \!=& \frac{{{Y_{ij}} - {Y_{j\min }}}}{{{Y_{j\max }} - {Y_{j\min }}}} \\ & (i \!=\! 2008,2009,\cdots \! ,2017;j \!=\! 1,2,\cdots \! ,{\rm m})\end{split}$$ (3) $$\begin{split}{Y_2}{^\prime _{ij}} \!=& \frac{{{Y_{j\max }} - Y_{ij}}}{{{Y_{j\max }} - {Y_{j\min }}}}\\ &(i \!=\! 2008,2009,\cdots \! ,2017;j \!=\! 1,2,\cdots \! ,{\rm m})\end{split}$$ (4) 公式(1)(2)中,
${X_{ij}}$ 表示城镇化第i年第j项的原始数据,${X'_{ij}}$ 表示经过无量钢化处理后的城镇化数据,${X_1}{^\prime _i}_j{\text{,}}{X_2}{^\prime _{{{ij}}}}$ 分别表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X_{j\min }}{\text{,}}{X_{{{j}}\max }}$ 分别表示2008—2017年城镇化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及最大值。同样,公式(3)(4)中,${Y_{{{ij}}}}$ 表示土地集约利用第i年第j项的原始数据,${Y'_{ij}}$ 表示已经标准化后的土地集约利用数据,${Y_1}{^\prime _{{{ij}}}}{\text{,}}{Y_2}{^\prime _{ij}}$ 分别表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Y_{{{j}}\max }}, $ ${Y_{j\min }}$ 分别表示2008—2017年土地集约利用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及最小值,m表示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系统中的指标个数。第二步,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得分:
将安徽省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值的实际数值输入SPSS 20.0软件中,主成分分析,选择特征值大于1的
$i$ 个主成分,然后对该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的加权平均的归一化做权重,进行指标综合得分的计算:$$U = {\sum {X'} _{ij}} \times {W_{{ij}}}$$ (5) $$L = \sum {Y'_{ij} \times {W_{{{ij}}}}} $$ (6) 式(5)(6)中:
$U$ 表示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L$ 表示土地集约利用综合得分,${W_{ij}}$ 表示指标权重。分类如下:$U{\text{、}}L \in \left( {0,} \right.\left. {0.4} \right]$ ,城镇化发展程度低或土地利用方式粗放;$U{\text{、}}L \in \left( {0.4,\left. {0.6} \right]} \right.$ ,城镇化发展程度较低或土地利用方式较粗放;$U{\text{、}}L \in $ $ \left( {0.6,\left. {0.8} \right]} \right.$ ,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或土地利用方式较集约;$U{\text{、}}L \in \left( {0.8,\left. 1 \right]} \right.$ ,城镇化发展程度很高或土地利用方式高度集约。(三) 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1) 耦合度模型
本文根据廖仲斌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研究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的耦合模型。
$$Z = {\left\{ {\left( {U \times L} \right)/{{\left[ {\left( {U + L} \right)/2} \right]}^2}} \right\}^{\frac{1}{2}}}$$ (7) 式 (7)中:
$Z$ 为耦合度,表明两个系统之间的依赖程度:$Z = 0$ 时,$U$ 和$L$ 呈无序态;$Z \in $ $ \left( {0,\left. {0.3} \right]} \right.$ ,$U$ 和$L$ 耦合较差;$Z \in \left( {0.3,0.5} \right]$ ,$U$ 和$L$ 呈拮抗状态;$Z \in \left( {0.5,0.8} \right]$ ,$U$ 和$L$ 基本耦合;$Z \in \left( {0.8,1} \right]$ ,$U$ 和$L$ 呈高度耦合状态。(2) 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sqrt {Z \times T} $$ (8) 式(8)中:
$D$ 为耦合协调度,表示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D \in $ $\left( {0,0.4} \right]$ ,失调衰退阶段;$D \in \left( {0.4,0.5} \right]$ ,失调发展阶段;$D \in \left( {0.5,0.8} \right]$ ,协调发展阶段;$D \in \left( {0.8,1} \right]$ ,高度协调阶段。见表2。表 2 协调发展等级分类标准类型 协调度(D)取值范围 等级 失调衰退 0.0~0.1 极度失调衰退 0.1~0.2 严重失调衰退 0.2~0.3 中度失调衰退 0.3~0.4 轻度失调衰退 失调发展 0.4~0.5 濒临失调发展 协调发展 0.5~0.6 勉强协调发展 0.6~0.7 初级协调发展 0.7~0.8 中级协调发展 高度协调 0.8~0.9 良好协调发展 0.9~1.0 优质协调发展 $$T = a \times U + b \times L$$ (9) 式 (9)中:
$T$ 为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整体效益的评价结果,根据以往相关研究,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发展一样重要,因此$a = b = 0.5$ 。三、 实证分析
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分析评价其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
(一) 城镇化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综合评价
借助SPSS20.0软件以及上述公式分别算出安徽省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综合得分。
从表3可看出,安徽省2008—2017年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年平均得分为0.481 3。2008—2012年城镇化水平较低;2013—2015年城镇化水平较高;2016—2017年城镇化水平很高。说明从2008—2017年这十年间安徽省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上升。另一方面,安徽省2008—2017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呈现递增态势,年平均得分为0.580 2。2008—2010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粗放;2011—201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为集约;2016—2017年土地利用水平高度集约。2008—2016年土地集约利用综合得分一直高于城镇化综合得分,说明土地集约利用发展快于城镇化发展进程;2016—2017年城镇化综合得分高于土地集约利用综合得分,说明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速度开始快于土地集约利用速度。
表 3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发展的综合分值、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年份 城镇化(U) 土地集约利用(L) 综合评价指标(T) 耦合度(Z) 耦合协调度(D) 耦合协调等级 2008 0.019 3 0.084 3 0.051 8 0.389 4 0.227 7 中度失调衰退 2009 0.109 3 0.195 9 0.152 6 0.479 5 0.390 6 轻度失调衰退 2010 0.209 2 0.330 3 0.269 7 0.487 2 0.519 4 勉强协调发展 2011 0.307 1 0.553 4 0.430 2 0.479 1 0.655 9 初级协调发展 2012 0.423 5 0.632 8 0.528 2 0.490 1 0.726 8 中级协调发展 2013 0.544 0 0.694 6 0.619 3 0.496 3 0.787 0 中级协调发展 2014 0.659 2 0.776 0 0.717 6 0.498 3 0.847 1 良好协调发展 2015 0.748 3 0.771 7 0.760 0 0.499 8 0.871 8 良好协调发展 2016 0.793 6 0.841 8 0.817 7 0.499 8 0.904 3 优质协调发展 2017 1.000 0 0.921 1 0.960 5 0.499 6 0.980 1 优质协调发展 (二) 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关系评价
利用公式(7)(8)(9)可以得到安徽省2008—2017年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表3)。
2008—2017年安徽省城镇化推进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度总体呈现基本平稳且轻微的变化,耦合协调度明显上升,说明安徽省城镇化推进与土地集约利用是相互促进的,并且关联紧密度在逐年攀升。(1)2008年耦合协调度在0.2~0.3之间,属于中度失调衰退;2009年耦合协调度在0.4~0.5之间,属于轻度失调衰退;2008年和2009年安徽省尚处于传统城镇化阶段,往往注重数量轻视质量,土地利用深度不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外溢。(2)2010年耦合协调度在0.5~0.6之间,属于勉强协调发展;2011年耦合协调度在0.6~0.7之间,属于初级协调发展;2010年安徽省出台了《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该条例旨在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各项规划的实施与落实。(3)2012—2013年耦合协调度在0.7~0.8之间,属于中级协调发展;2014—2015年耦合协调度在0.8~0.9之间,属于良好协调发展,表明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关系很平稳。安徽省“十二五”规划期间,积极探索深化城市扩张,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道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皖江城市带率先崛起,并同时加强对皖北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进而推进合肥经济圈一体化发展,优化各空间布局。同时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充分发挥周边城市辐射带动作用。(4)2016—2017年耦合协调度在0.9~1.0之间,属于优质协调发展。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扩张迅速,在追求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土地利用质量方面的问题容易被忽视,最终导致资源的消耗与收益不成正比。因此,安徽省在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同时要注意其正外部性,随时查找空间布局存在的漏洞,根据时间和空间制定适当地规划和政策。
四、 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本文选取了22个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影响城镇化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因此,本文指标选取不一定全面和普遍。整体上看:(1)2008—2017年,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2010年之间是失调状态,2010年之后是协调状态。(2)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度不断加强。2008—2016年,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促进了城镇化推进;2017年,城镇化推进又带动了土地集约利用。(3)安徽省城市土地的盲目扩张不能有效的带动经济的发展,甚至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单位面积土地的经济成本的增加,会迫使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从广度扩展演变到深度挖潜,因此城镇土地的粗放利用是制约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因素,土地集约利用时也会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如何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协调两者之间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关键[12]。
(二) 建议
1. 优化推进建设用地减量增长的运行机制
随着安徽省城镇化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即使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很高,仍然避免不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城市会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安徽省城市土地资源会更加紧缺。因此实现建设用地的减量化增长是保证安徽省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的有力措施。根据安徽省现状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相应的建设用地减量增长规划,并且同时建立起规划与建设用地主体的双方联动机制。实现建设用地减量增长的目标,不仅需要安徽省政府等部门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措施,也需要地方部门和群众的积极配合。
2. 推进土地精明利用,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
土地的利用方式是制约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安徽省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高,但是土地资源仍然紧缺。针对城市蔓延,可以借鉴美国精明增长策略,它主要通过合理分区、土地综合利用、废弃地再利用等精明增长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蔓延、解决土地资源紧缺的目的。结合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现状和土地集约利用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现安徽省土地利用的可持续:一是建筑集中紧凑,尽量少占用土地;二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生态效益;三是发展公共交通,体现社会效益;四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繁荣城市经济。只有实现这四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才能越来越协调,最终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高效统一。
3.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分配建设用地指标
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必须与地区建设用地实际情况相符,根据各城市建设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结合资源禀赋严格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实现跨区域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与协调,实现各城市和区域之间交互协调发展以及支撑促进作用。合肥市是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大量人口涌进合肥,但是合肥的总体面积是有限的。阜阳、亳州等皖北城市相比较合肥而言,建设用地面积还有很大空间,因此可以根据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建立跨区域建设用地指标交易,阜阳、亳州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城市可以借助建设用地指标的转出,接受合肥等经济发展好的城市的经济方面的支撑,实现共赢。
4.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分区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是解决土地资源供需平衡,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在充分科学分析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关系的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统筹协调。在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区的时候要根据安徽省城市发展情况分配功能区,实现多方位、多方面、多功能、高效应的产区联动,打造城市各功能分区各司其职,一呼百应而又协同发展的蜘蛛网式城市功能分区。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不是一层不变的,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安徽省城市建设要紧紧跟着国家发展的脚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紧随时代潮流。
-
表 1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各评价指标及权重赋值
评价指标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城镇化水平 年末城镇人口 0.096 3 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人口密度 0.093 1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095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93 3 人均GDP 0.096 6 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0.093 9 第二、三产业生产总值 0.097 0 地均财政支出 0.093 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96 9 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91 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97 0 地均财政收入 0.093 8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0.067 6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086 8 城镇化率 0.097 0 园林绿地面积 0.093 0 建成区面积 0.096 3 地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0.082 1 建成区绿地率 0.095 9 污水处理率 0.090 7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0.064 2 危险废弃物综合利用量 0.088 4 表 2 协调发展等级分类标准
类型 协调度(D)取值范围 等级 失调衰退 0.0~0.1 极度失调衰退 0.1~0.2 严重失调衰退 0.2~0.3 中度失调衰退 0.3~0.4 轻度失调衰退 失调发展 0.4~0.5 濒临失调发展 协调发展 0.5~0.6 勉强协调发展 0.6~0.7 初级协调发展 0.7~0.8 中级协调发展 高度协调 0.8~0.9 良好协调发展 0.9~1.0 优质协调发展 表 3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发展的综合分值、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年份 城镇化(U) 土地集约利用(L) 综合评价指标(T) 耦合度(Z) 耦合协调度(D) 耦合协调等级 2008 0.019 3 0.084 3 0.051 8 0.389 4 0.227 7 中度失调衰退 2009 0.109 3 0.195 9 0.152 6 0.479 5 0.390 6 轻度失调衰退 2010 0.209 2 0.330 3 0.269 7 0.487 2 0.519 4 勉强协调发展 2011 0.307 1 0.553 4 0.430 2 0.479 1 0.655 9 初级协调发展 2012 0.423 5 0.632 8 0.528 2 0.490 1 0.726 8 中级协调发展 2013 0.544 0 0.694 6 0.619 3 0.496 3 0.787 0 中级协调发展 2014 0.659 2 0.776 0 0.717 6 0.498 3 0.847 1 良好协调发展 2015 0.748 3 0.771 7 0.760 0 0.499 8 0.871 8 良好协调发展 2016 0.793 6 0.841 8 0.817 7 0.499 8 0.904 3 优质协调发展 2017 1.000 0 0.921 1 0.960 5 0.499 6 0.980 1 优质协调发展 -
[1] 刘兆军, 李东升. 黑龙江省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协调发展[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6): 225. DOI: 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6.059. [2] 李晓庆, 姜博, 初楠臣.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 26(7): 983. DOI: 10.11870/cjlyzyyhj201707004. [3] 叶晓甦, 向微, 石世英.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关系: 以贵州省为例[J]. 开发研究, 2016(6): 25. DOI: 10.13483/j.cnki.kfyj.2016.06.005. [4] 彭冲, 陈乐一, 韩峰.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J]. 地理研究, 2014, 33(11): 2005. DOI: 10.11821/dlyj201411002. [5] 赵海波, 关欣, 谭晓. 论城镇化建设与耕地保护: 以长沙县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9, 30(4): 434. DOI: 10.3969/j.issn.1000-0275.2009.04.012. [6] 王子灏, 仇培林. 甘南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17(6): 22. DOI: 10.19311/j.cnki.1672-3198. [7] 张祚, 周敏, 金贵, 等. 湖北" 两圈两带”格局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8, 27(2): 65.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18.02.007. [8] 王莹, 强敏. 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度研究综述[J]. 绿色环保建材, 2017(3): 54. DOI: 10.16767/j.cnki.10-1213/tu.2017.03.049. [9] 李雪涛, 王童. 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测度及耦合协调研究: 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 46(18): 310. DOI: 10.15889/j.issn.1002-1302.2018.18.073. [10] 邱涛.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构建: 以四川省为例[J]. 价值工程, 2018, 37(35): 93. DOI: 10.14018/j.cnki.cn13-1085/n.2018.35.039. [11] 孙佳. 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关系研究[J]. 中国市场, 2018(29): 20. DOI: 10.13939/j.cnki.zgsc.2018.29.020. [12] 曹飞.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土地集约测度及其协调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 2015, 22(6): 349. DOI: 10.13869/j.cnki.rswc.2015.06.049. -
期刊类型引用(5)
1. 刘天航,於忠祥,陆盼盼,杨琰琛. 基于熵值法的合肥市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研究. 绥化学院学报. 2022(05): 20-23 . 百度学术
2. 张涛,於忠祥,葛艳艳,任菲儿,吴贞祥,章永波,曹益君.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安徽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生态安全关系评价研究.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03): 96-103 . 本站查看
3. 杨清,牛亚琼,崔兴斌. 河西走廊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判定.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0(04): 123-130 . 本站查看
4. 刘青利,崔思静. 河南省水贫困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特征. 人民黄河. 2020(08): 62-66+72 . 百度学术
5. 樊骋,余新宏,葛艳艳,沈长龙. 合肥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与土地生态安全耦合关系分析.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51-57 .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0)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925
- HTML全文浏览量: 923
- PDF下载量: 17
- 被引次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