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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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系统观念通过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科学决策和有效实施,把握当下和长远、全局和局部、整体和细节的关系,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发展不均衡、农民积极性不高、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长效管护不健全等问题。新征程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城乡融合、统筹内外兼治、统筹资源联动、统筹多元主体、统筹建管监督,切实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过程中的现实矛盾,绘就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蓝图。
Abstract:Adhering to the systematic concept of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building a countryside that is beautiful and pleasant to live in and work,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System concept through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overall planning and overall promotion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remediation work. Furthermore,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he balance between overall strategies and local consideratio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achiev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oals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low enthusiasm of farmer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and imperfect long-term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n the new journey,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hould adhere to the systematic concep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resource linkage, multiple subjects,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actic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mediation practice, draw a new blueprint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re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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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举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及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十年以上提到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从指导意见、行动方案、会议召开等一系列部署安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传递出我国重农强农的坚定决心和坚强信心。经过长期努力,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任务更加艰巨,复杂化、碎片化、短视化的现象严重,要完成新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任务,确保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系统观念是妥善处理其复杂局面,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新征程上,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引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山水和美、居业协同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一、 系统观念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提到,统筹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坚持系统观念,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1]。坚持系统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新的实际出发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做出的新概括、新提升。系统观念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成为指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科学方法论,作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原则被写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强调要树立系统观念,先规划后建设[2]。
(一) 系统观念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注重前瞻性思考,有利于把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当前和长远
立足动态性视角,农村人居环境系统总是处于不断运动与发展过程中,在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中,农村相对封闭的环境被打破,农村人居环境处于激烈的转型发展进程中,其转型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时空演变过程和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融合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成为乡村发展的主体,在求温饱的需求目标引导下,乡村社会集体力量的弱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缺乏系统性和长远性规划,处于“失衡”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以经济为导向和奔小康需求引导下,农村生产空间进一步拓展,但生态空间和文化空间建设缺失,人地关系紧张,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处于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模糊”阶段;21世纪初,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城乡关系进入统筹发展阶段,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进入“转变”阶段。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引下,农村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建设得到重视,但“自上而下”的整治模式忽视了农村的差异化特征,出现“千村一面”、乡村社会文化衰退、地域特色消失等人居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正在形成,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进入“升华”阶段。
系统观念强调在整治过程中,既要立足当下,结合时代发展特点切实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又要用前瞻性的眼光,思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远规划,构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为农村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系统观念以全面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突出全局性谋划,有利于把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全局和局部
立足结构性视角,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主要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适应系统构成,包括村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要素,各子系统和各要素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农村人居环境的物质基础,为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运行提供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社会文化系统是农村人居环境的社会基础,主要包括村落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淀形成的传统习俗、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地域空间系统是农村人居环境的空间载体,提供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的地理空间;多元主体适应系统是农村人居环境的核心动能,通过有效的人居环境治理,持续不断地将土地、资金、技术、制度、文化等要素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系统的观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准确把握各个系统治理需求和治理困难,整体规划搭建网格系统,确保整治工作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三) 系统观念以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强调整体性推进,有利于协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和细节
立足整体性视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整体,既包括整治主体的多元化,又包括整治内容的多样性;既要考虑整治模式的有效性,又要确保整治效果的持续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容不仅包含人居硬环境建设,也包括人居软环境建设,硬环境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软环境涉及农村文化氛围、组织管理、社会稳定等方面[4]。上述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内容是相辅相成互为整体的,二者相互耦合共同促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需因地制宜,模式选择综合考虑气候条件、经济水平等,最终实现差异化整治模式和整体性治理的辩证统一。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持续推进,需要构建长效机制和建立有效的保障体系。长效机制不仅包括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运营管护机制,也包括考核评估机制、运营监督机制和主体参与机制[3],而保障体系则涵盖资金、技术、人才、制度、法律等。普遍联系的观点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仅是单一部门或群体的任务,而是需要政府、村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强调在整治过程中注重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确保各项措施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二、 系统观念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指导理念,全国各地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止到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率保持在90%以上。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2023年全国开展清洁行动的村庄超过95%,村容村貌明显改善。但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一系列怪象,如“设施闲置”“政府干百姓看”“运动式治理”“项目水土不服”“撒胡椒面”“重建设轻管护”“一刀切”“半拉子工程”等。这些怪象的出现,不仅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果,也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深入分析这些怪象的根源,其共同之处在于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考虑,导致各项措施之间相互割裂、缺乏衔接,难以形成合力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一) 城乡环境资源分配与公共服务不均衡的矛盾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已经从经济、政治领域跨度到生态领域。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艰巨、耗资巨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城市与农村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环境治理应兼顾城市环境利益与农村环境利益[5],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想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跨越,离不开城市资源的保障。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使得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不均,各要素不断向城市富集,导致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差异较大,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与城市相比也存在不小差距(表1)。这种不均衡涉及资金、政策、技术、人才等多个方面。政策上,我国环保制度体系主要聚焦城镇与工业污染的监管和防护,对农村地区环境领域的法规体系较为笼统,许多制度条文规定粗疏,缺乏细致性和具体针对性[6]。技术要素上,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厕所建设等处理技术可选择性差,且技术落后。人才上,农村环境治理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且年龄结构老化、整体学历水平偏低,难以应对新问题、新技术等挑战。而且为加快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向农村排污,以“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做法使得城乡环境的矛盾加剧。
指标 城市 县城 建制镇 乡 村庄 供水普及率/% 99.39 97.86 90.76 84.72 86.02 燃气普及率/% 98.06 91.38 59.16 33.54 39.93 污水处理率/% 98.11 96.94 64.84 28.29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96.50 96.15 55.54 18.96 — 生活垃圾处理率/% 99.98 99.82 92.34 82.99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9.90 99.24 80.38 62.30 — 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二) 农村人居环境的外在工程与内在意识不一致的矛盾
农村人居环境发展是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有机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人居环境系统的优化与升级的过程。农民是农村生活的主体,既是环境破坏的直接受损者,又是环境改善的受益者,理应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整治中来,自觉承担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而现有的治理体系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常由村级组织以及基层政府来承担,政府和社会各界实施了一系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包括污水处理、厕所改造、绿化美化等,有些地区为了应付上级大搞“面子工程”,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导致其对工程的接受度不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在“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下村民常常成为局外人和旁观者,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和实施效果不关心,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不高。这种内在意识的不足和滞后,使得外在的工程措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制约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深入推进。
(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主体与沟通机制不协调的矛盾
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的内容既包括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硬环境,也包括村庄规划、乡土文化、乡村治理等软环境,硬环境和软环境共同构成了农村人居环境内容的系统性。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村居民等多方参与和协同合作。另一方面,实践中往往发现参与主体与沟通机制不协调。首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政府部门职能纵向和横向的多维交叉,上下级政府间权责不对称,基层政府往往只能选择上级政府容易考核量化的项目进行整治。其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涉及横向多部门的参与,村容村貌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道路系统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厕所革命”由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村庄规划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7],部门间缺少沟通协调,往往只顾及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缺乏系统性。然而,城市利用先进的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运用“全域卫星遥感监测、重点区域无人机巡查、地面快速响应执法处置”等手段,为人居环境治理、公共安全整治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全时段空间现状数据,并通过数字化平台精准对接规划、国土、农业、林业、水务、环保、城管等部门,用真实、科学的数据指导各部门各条线管理工作。而目前面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数字化治理平台仍处于地方探索试点阶段,尚未全面普及建立[8]。
(四) 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需求与资源供给不匹配的矛盾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关键阶段,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村民们渴望拥有干净的水源、整洁的街道、优美的绿化环境以及便利的卫生设施,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加大投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质量和水平,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空间。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资料显示,2022年城市排水投入
1905.09 亿元,其中污水治理投入达到708.20亿元,城市垃圾处理投入304.12亿元,与此同时我国农村排水和污水治理的财政投入为491.45亿元和329.21亿元,农村垃圾处理投入183.64亿元,分别占市政投资的25.80%、46.49%和60.38%,两者之间投入资金差异巨大,且相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巨大需要,其投入则显得严重不足[9]。另一方面,其他社会资源供给也未能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需求。互联网数字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依然较多采用传统的治理模式,科技发展的产物多运用于城市,企业组织、金融机构、网络媒体等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资源供给还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治理资源,严重影响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尚未建立起整合调度资源的系统,无法有效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 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设管理与监督评估不连贯的矛盾
一方面,系统的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包括项目建设、运营管护、考核监督、反馈评估、保障条件等环节的完整链条[7],过程的连续性是农村人居环境项目正常运行并实现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现实中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设施往往缺乏运营管护机制、评估监督机制及保障体系等治理环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被破坏。从目前实施效果来看,存在重项目建设轻运营管护、重政策执行、轻监督评估的情况,很多设施建成后由于缺乏运营管护的经费和专业技术人员,设施在建成短暂运行后往往处于“停摆”状态,基层在农村人居环境项目申报中很积极,但当项目落地后考核监督机制缺失,只注重工程完成情况,而不关注工程作用发挥。比如,政府在推进“厕所改造”过程中,未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一刀切”地选用改厕硬件设施,加之缺乏有效的持续监管与维修措施,虽在早期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后期由于水源问题以及维修成本等因素,厕所利用率不高,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造效果。
三、 系统观念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践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系统观念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对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从五个“统筹”出发,深入剖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能为当下所面临的现实矛盾提供重要的破解思路。
(一)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共谋农村人居新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均衡发展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目标导向。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二元结构中割裂的、对立的、分离的治理形态正在不断消融,整体的、相互依存的、边界模糊的城乡治理形态正在重新生成[6]。
1. 强化城乡规划一体化
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推进城乡治理目标整体性、互嵌性构建,推动城市与农村管理目标的一体化和相互融合,促进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联合努力,为城乡一体化创造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和开放平台。
2. 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保证各类型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且良性地互动,是统筹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关键。健全农村环境保护制度体系,鼓励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逐步打破城乡资源要素之间的双向流动壁垒,推动农村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3. 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短板,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现代文明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二) 统筹内外兼治并重,共塑环境整治新景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应重表面,又需深入内里,由表及里,塑形铸魂[10]。
1. 加强外部环境改善
各地区要深入贯彻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指导理念,积极响应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政策号召,紧扣治理等重点任务,加强村庄规划、制度建设等,采取高效措施改善农村环境,推进农村绿化美化工程,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2. 加强宣传教育
村民的环保意识直接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宣传优势,科普环保知识提升各级群众环境意识,调动群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基层组织通过召开企业宣讲会等方式,曝光企业生产行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和人民身体健康的影响,警醒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绿色发展。
3. 赋予环境整治文化内涵
加强农村内外环境的衔接与协调,形成内外环境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良性循环。比如,农村地区在推动生活环境、生产环境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农村地区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现代生活与留住乡愁相融合能够有效激发村民对农村家园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三) 统筹多元主体参与,共绘共治共享新篇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涉及政府、市场和村民三方主体,构建以村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社会组织参与的共治模式,才能真正把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工作的宏观把控者,应加强对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坚持因地制宜,以问题导向,明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合理规划布局,引导各方参与,把控治理工作向正确方向推进,最终实现治理目标。
2. 激发企业和社会组织活力
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发挥其在技术创新、资金筹措等方面的优势。激发市场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搭建好专业技术、高新科技、资金、人才等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桥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3. 引导村民自治与参与
坚持基层党组织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设立激励机制提升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搭建参与平台,组织村民参与环境整治项目的规划、实施和监督。邀请环保专家、技术人员等,帮助村民掌握科学的整治方法,提升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能力。建立合作机制形成政府引导、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四) 统筹资源整合联动,共强整治力量新势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内容的多样性、治理工作的持久性,决定了治理经费投入的多元性,协调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发挥好村民勤劳之手,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
1. 构建资源整合平台
政府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具有主导性作用,通过主动搭建资源整合平台,构建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的有效对接和共享,帮助相关资源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优化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2. 创新资源整合方式
跟随着科技发展的脚步,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信息管理系统,探索开展资源置换、合作共建等模式,促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的环保企业和机构,利用其技术和人才优势,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3. 实现资源联动效应
加强不同资源之间的协同配合和互补效应,形成整治合力,共同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比如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PPP等为代表的资金筹措模式能够解决单一经费来源渠道下资金不足、治理工程整体推进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是保证治理过程在政府监督下进行,规避风险的重要举措[11]。
(五) 统筹建管监督一体,共筑长效管理新基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健全的建管评估监督体系对巩固现有成效,保障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统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监管评估体系,做好过程的连续性,保障系统的完整性。
1. 加强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
以建设补短板查漏补缺,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农村环境治理设施体系,提升设施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为长效管理提供坚实基础。
2.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制定农村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和制度,明确管理责任和管理措施,确保环境治理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3. 强化监督与考核
加强对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力度,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和解决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细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考评内容和评分细则,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办法》,不断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监督考核机制[12],确保长效管理机制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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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年城乡基础设施条件比较
指标 城市 县城 建制镇 乡 村庄 供水普及率/% 99.39 97.86 90.76 84.72 86.02 燃气普及率/% 98.06 91.38 59.16 33.54 39.93 污水处理率/% 98.11 96.94 64.84 28.29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96.50 96.15 55.54 18.96 — 生活垃圾处理率/% 99.98 99.82 92.34 82.99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9.90 99.24 80.38 62.30 — 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
[1] 孙金龙.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 在202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环境保护, 2024, 52(Z1): 9. DOI: 10.14026/j.cnki.0253-9705.2024.z1.001.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N]. 人民日报, 2021-12-06(001). [3] 于法稳, 胡梅梅, 王广梁. 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及对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2(7): 17. DOI: 10.3969/j.issn.1002-9753.2022.07.002. [4] 李裕瑞, 张轩畅, 陈秧分, 等.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8): 10. DOI: 10.12062/cpre.20200116. [5] 宋惠芳. 非零非博弈: 城乡环境治理一体化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20(3): 79. DOI: 10.3969/j.issn.1004-6917. 2020.03.013. [6] 毛渲, 王芳. 城乡融合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体系重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3): 190. DOI: 10.3969/j.issn.1004-3926.2022.03.023. [7] 张诚, 刘旭.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治理[J]. 农村经济, 2022(2): 72. [8] 张诚, 刘旭. 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 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5): 109. DOI: 10.13891/j.cnki.mer.2023.05.001. [9] 于法稳, 于婷.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及对策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19(3): 6. DOI: 10.19631/j.cnki.css.2019. 03.001. [10] 专题调研组. 总结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J]. 求是, 2023(11): 15. [11] 杜焱强, 刘平养, 吴娜伟.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会成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吗?基于全国若干案例的现实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 2018(12): 67. [12] 王宾, 于法稳. “十四五”时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战略任务[J]. 改革, 2021(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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