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乡村振兴，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提出新要求，文件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其中，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和内生动力，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趋势正从被动的外部“输血”模式向主动的内生“造血”模式转变，返乡青年正成为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然而，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抽离了大量乡村男性青年劳动力人口，剩余的劳动力人口中女性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因此，如何引导返乡青年发挥建设乡村的主体作用，激活农村女性的发展潜力和人才担当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指出加快培养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强调培育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培育乡村工匠，带动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代表走进大众视野，其中，女性群体作为“异军突起”的农村创业主体，她们不仅凭借着政策的东风和自身的聪慧才干在创业市场中开辟出一片天地，成为农村创业创新的“领头雁”，也盘活了乡村产业经济，从而推进实现乡村发展的巨大变革。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多位海南农村女性创业的代表性案例，基于嵌入性理论，探索各要素在农村女性创业中的嵌入路径及其行为的驱动效果，以期唤醒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鼓励更多的返乡青年在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二、   理论引入和案例来源

（一）   嵌入性理论

“嵌入”一词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由英国制度经济学家波兰尼提出，他将人类经济行为看作是一种制度过程，不仅处在经济制度系统中还与非经济制度系统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着经济行为^[3]。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嵌入社会体系的观点引起人类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但波兰尼并未提出较为完善的可操作性架构。在此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马克 • 格兰诺维特将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建立了多边联系，从社会网络角度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分析框架，指出经济行动是在社会网络的互动中形成的^[4]。祖京和迪马吉奥在此基础上将嵌入性区分为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5]，进而丰富了嵌入性理论。由此，嵌入性理论可用来揭示经济活动对社会网络的影响过程，探究其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帮助研究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多维关系的表征具有理论意义。

嵌入性理论被引入中国后，我国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进一步拓宽了嵌入性理论的内涵，将嵌入性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应用到分析中国场域下的政治、文化、治理等研究范畴中。随着适用场域的变化，嵌入性被学者应用于解释不仅仅是经济行为在内的多种主体或要素间的互动联系，而是拓展到揭示A对B的影响过程和内在联系中，例如在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中，嵌入性概念应用广泛。学者们以新乡贤^[6]、“城归”群体^[7]、返乡青年^[8]等为研究主体，提出政治嵌入、资本嵌入、文化嵌入、身份嵌入等不同维度的嵌入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探讨不同的返乡主体嵌入乡村，重塑乡村振兴格局的逻辑和具体表现；也有学者聚焦乡村基层女干部，从身份嵌入、关系嵌入、情感嵌入三重逻辑总结出基层女干部嵌入乡村振兴的主体行动^[9]。农村创业女性群体作为乡村振兴中不可缺位的重要主体，同样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研究对于分析农村创业女性嵌入乡村的过程逻辑，以及嵌入结果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笔者运用嵌入性理论，从政策嵌入、文化嵌入、技术嵌入和资本嵌入4个维度分析创业女性精英如何有效参与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二）   “嵌入—驱动”的分析框架构建

“嵌入”本质上是强调某种外部力量单向度进入已有的社会形态中，并与已有的社会形态中的要素互动的过程，“驱动”指各要素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即嵌入的结果。就农村创业女性而言，她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将政策、文化、数字技术、个人资本等要素嵌入乡村，对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组织建设方面构成积极影响，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中发挥作用，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笔者以海南创业女性代表为例，根据农村女性创业嵌入乡村的路径和对乡村发展产生的作用效果分析，从嵌入逻辑到驱动效果解释农村创业女性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互动网络（图1）。

图  1  “嵌入—驱动”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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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介绍与来源

本文的案例对象是海南省的农村创业女性，案例资料来源于以下途径：一是2020—2023年央视新闻、海南日报、海南省妇联、南海网等区域内具有一定权威和影响力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字资料，从中整理出5位（表1中序号1~5）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创业女性；二是调研团队于2022—2023年在海口市、三亚市、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市县开展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其中对9名（表1中序号6~14）返乡创业女性进行深入访谈，主要对访谈对象的生平情境、创业缘起和创业过程等问题进行了解，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创业规律。通过对调研材料和二手文本数据的梳理，最终本文共选择ZCY、CML等14位农村创业女性为案例分析对象，其创业项目类型多以手工合作社、农产品小店或公司以及民宿为主，涉及旅游、文化、农业、电商等多个领域。选取她们为案例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她们的创业经历具有普遍性。女性创业者们在创业过程中都经历过普遍的创业困境，但她们都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挖掘潜在优势资源积极应对，最终走出困境。二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她们都选择投身家乡、返乡创业，为家乡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成为当地勤劳致富的宣传典范。三是从社会影响力角度来看，她们在乡村建设的多方面发挥带动作用，为繁荣乡村经济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凝聚乡村文化共识、推进乡村文明建设等方面创造了公共价值。由此，所选取的创业女性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对研究农村女性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具有意义，故以她们及其创业故事作为本文的研究案例。

表  1  案例人物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地点	创业时间（年）	主要创业内容
1	ZCY	白沙黎族自治县	2019	成立黎锦合作社
2	CML	五指山市	2019	成立黎锦服饰文化公司
3	HLY	陵水黎族自治县	2016	成立农产品科技公司，销售本土特色农产品
4	LLN	五指山市	2011	开设地方特色农产品小店
5	CQF	乐东黎族自治县	2016	成立自酿酒业公司和生态农业公司
6	ZX	琼海市	2016	成立民宿，开发乡土特色文创产品
7	CXD	海口市	2018	开设海南地方特色小吃、凉茶铺
8	FQL	三亚市	2019	成立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
9	LMZ	五指山市	2015	成立茶业合作社、生态茶园体验基地
10	HMZ	陵水黎族自治县	2021	开设海上渔排民宿
11	LGM	白沙黎族自治县	2019	开设乡村农产品直营店
12	FLY	三亚市	2017	成立海南特色食品公司
13	QZL	海口市	2017	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
14	HLF	三亚市	2019	传承黎族藤编手艺，建立非遗文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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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重嵌入:创业女性精英引入各类资源

农村女性是乡村社会的中坚群体，对于乡村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女性的创业实践是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她们通过创业的途径，将政策、文化、技术和资本等各类资源融入乡土经济发展和乡土社会关系之中，从而实现农村女性与乡村的多重链接。同时，农村女性嵌入乡村的过程蕴含着再造乡村的社会效应，为实现乡村振兴夯实基础。

（一）   政策嵌入，引领女性创业之路

农村女性坚定走上创业之路离不开政策的引领作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和人才返乡创业的工作进展和成效，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大等重要文件和重大会议中都多次强调人才振兴的重要性，释放鼓励青年返乡的积极信号，提出进一步培育乡土人才，吸引能人回乡，留乡创业就业。《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不仅提出大力支持返乡入乡创业，还提出采取创业培训、税费减免、贷款支持等一系列的鼓励措施^[10]，为返乡创业人员缓解创业难题，减少后顾之忧。可见，从国家到乡村层面对人才的渴望和支持力度从未减弱。此外，《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也指出，鼓励外出务工妇女返乡创业，支持有意愿的妇女下乡创业。女性同为乡村创业主体在乡村实体经济产业中起到支撑性作用，乡村振兴带来的扶持政策为女性创业营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保障了农村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

另外，在地方政策支持上，海南省政府制定多项优惠政策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制订海南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业帮扶计划、举办“返乡创业青年论坛”，激发返乡青年的创业热情。同时还与妇联组织联合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和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通过组织妇女技能培训、提供创业指导、开展创业就业经验交流会等活动，为提升女性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展现女性创业者的风采和力量提供平台。如ZCY受到创业政策的鼓舞和政府提供的场地支持、技术指导等帮扶，从成立黎锦合作社着手创业，之后又参加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取得了奖项并收获政府给予的创业奖金。除此之外，参与访谈的9名女性创业者有8位在谈到创业经历和创业成功的外部要素时都提到政府的政策帮扶作用。可见，政策的嵌入为返乡女性的创业之路提供精神引领和物质保障，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可行的战略支撑和实践指导。

（二）   文化嵌入，放大文化资源优势

乡村文化建设既需要根植浓厚的乡土文化情怀，亦需深挖当地文化资源，创业女性的加入为盘活文化资源优势注入新活力。一方面，从情感层面来看，农村创业精英与家乡联结着感情纽带，对家乡文化有着独特的情愫与理解。创业女性精英们出生在农村，之后成长在农村或在外地学习工作后返乡，她们对于家乡有着浓厚的情感并始终受到家乡乡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她们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回归家乡建设，积极承担着传承乡土文化血脉的使命，重新审视和挖掘乡土文化的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从现实资源来看，在社会长期的发展演变中，海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域、历史条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识。海南人民在千百年来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服饰、饮食、农耕等地方性知识丰厚的文化资源基础，包括黎锦、鱼茶、山栏酒、海南特色农产品等，但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鲜被人们熟知和使用。此时，接触到良好教育和外部信息的部分农村女性精英意识到振兴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觉察到乡村文化产业这一发展缺口，并以此作为创业的切入点，在原有的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赋予其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创新元素，从而实现本土文化的激活与传承。例如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创业跳板，成立手工合作社和文化产业园的CML、HLF等几位女性，她们本着对海南非遗文化的热爱和追求，立足乡村文化资源禀赋，不断发掘地方经济的特色与亮点，在土特产上做足文章。同时，她们聚焦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创新发展，以手工技艺匠人的身份嵌入本土文化中，唤醒大众对乡土文化的共识。

（三）   技术嵌入，巧用数字经济红利

数字技术作为女性创业新路径的重要媒介，《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指出以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11]，数字技术已然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为乡村振兴按下了加速键。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也为农村女性带来了福音，为她们提供了更多创业的可能性，农村女性在信息网络的传递中获取更大范围的交流机会，接触到更多样的创业信息和可利用的创业资源，获得参与经济活动更为便利的途径。同时，数字技术的便利性、时效性为农村女性开辟了新的经济活动场域，弥补了农村女性的社会网络不足，使得平日里仅关注私人领域的农村女性逐渐进入公共视域。她们也从数字经济的获利方转为利益的输送者，运用数字技术为更多的创业女性和村民造福。例如LGM在创业初期为农产品销路受阻犯难时，网络新媒体的兴起给了她新的突破口，在农产品协会接触到电商后，她经营的小店年收入翻倍，此后还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再如ZCL身着黎锦服饰在网络平台直播、拍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对黎锦服饰和相关民族文化的热议，知名度的扩散成功为合作社打开了线上销售渠道。可见，数字技术赋予了女性新的时代机遇，激发了她们的创业潜力和热情，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关键支撑。

（四）   资本嵌入，增添创业底气来源

农村返乡创业女性作为城乡资源交流的中间方，她们积累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创业基础之一，并将其嵌入乡村经济发展中。一方面，女性创业精英具备一定的经济财力和经济能力，其中既包括家庭和个人累积的财力基础，也包括个人的学习能力、风险意识、决策领导力和执行力等创业成功的先决能力条件。这些优势条件普遍优于其他乡村主体，为她们提供了必要的创业经费，能力的提升更是鼓舞了她们的创业信心，增添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她们的人际交往一般具有外倾性的特征，利于她们积攒人脉资源、人情面子和口碑等社会资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她们积极与外界各主体交换信息，逐渐突破了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形成以信任为纽带的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网络^[12]，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创造了生产公共性，使得外部资本进入乡村社会网络，乡土文化、经济产业等内部资源得到内生性增值。例如曾经身为导游的HLY，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她少不了和游客与农户打交道，积累了不少客户和创业资金。决定回乡创业后，她借用在打拼中积累的工作经验、人脉和资金，集合农村淘宝合伙人和“候鸟”爱心人士组成销售团队帮助村民销售滞销的水果。此外，以CXD、FLY为代表的返乡开办海南特色食品小店或公司的创业女性，她们将在外学习练就的市场眼光、管理方法、食品研发制作等技能与家乡的人脉资源相结合，创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成立连锁店和分公司，合作客户也从所在的市县发展到省内多地。由此可见，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支持为女性返乡创业给予了物质基础和心理支持，成为她们创业的底气来源。

四、   驱动效果:创业女性精英引领乡村振兴

返乡创业是农村女性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过程，更是推动乡村建设、重塑乡村振兴格局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壮大本土人才队伍、强化乡土文化共识、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和促进女性公共事务参与，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方面发挥着驱动作用。

（一）   助推乡村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

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目标之一，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动力。农村女性创立的企业丰富了乡村经济产业类型，开拓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使得乡村产业发展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一，加快了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农村创业女性返乡后合理利用具有开发潜力的经济资源，包括地方特色手工艺品、民俗美食、农业经济作物等，成立手工合作社、生态农业公司等，将乡土文化、乡村生态等潜在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改变了村庄以传统农业和分散的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解决了产业结构单一且不成规模的现状，从而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平衡城乡发展差距。其二，促进村民就业，增加村民可支配收入。创业女性以文化资源为载体打造的特色产业不仅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提高村民个人收入，还辐射带动周边其他产业，诸如交通运输业、旅游业、电商业等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村民就业增收的渠道，吸引和带动更多村民充分就业，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例如HLY不断探索助农的新模式，带领村民开荒种植香粉蕉，年销售额近700万元，为村庄的120个种植户每年增加了近6万元的收入 ^①。此外，她还承接了当地的“菜篮子”基地工程，打造蔬菜种植、加工、包装、运销一体的经销模式，结合农业特色资源与生态旅游相融合，促成乡村产业的业态多元化发展。

（二）   壮大本土人才队伍，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乡村要振兴，关键靠人才。农村创业女性的回归直接补充了乡村当地的人力资源，改善了所在乡村“空心化、空壳化”的现状，强化了乡村振兴的内生性动力。一方面，相比于一直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妇女来说，选择返乡创业的农村女性大多在外出学习工作期间丰富了学识见闻，积累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学习、思考、创新能力，甚至有些返乡女性掌握了一技之长。加之她们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发展情况，能更快速精准地识别家乡经济发展的困境，找到因地制宜的创业方向，为乡村输送先进开放的思想理念和现代化的技术技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本土人才力量。另一方面，女性创业者们在创业中获得历练，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能力、市场意识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不断精进，个人综合素养得到提高，乡村整体人才素质进一步提升。同时，创业精英们凭借自身努力创业致富的例子为其他农村女性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更多的农村女性受到鼓舞，跳出传统性别观念和家庭结构的约束，积极参加到创业就业中来。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挖掘更多农村女性潜力人才，培育本土技艺能人和创业创新的“骨干分子”，也吸引更多的返乡创业青年投入乡村振兴的建设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生命力与活力。例如LLN的农产品小店和负责的电商服务站在吸纳村民就业的同时培养了销售、管理、电商运营等各类人才；再如LMZ、QZL的茶叶、养殖合作社定期邀请行业领域的专家和技艺能人，为茶农、养殖户们提供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的机会，帮助农户加速提升技术水平。其中涌现出不少的技术带头人和“种子”标兵，丰富了乡村的人才资源库，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三）   强化乡土文化共识，保护乡村振兴文化根基

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于蕴含泥土气息的乡土文化^[13]，乡土文化是乡村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代表着乡村的精神底色，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也是赓续乡土文化的过程，其中必然离不开文化对村民的滋养润化与情感交融。从村民角度来看，农村女性围绕本土文化开展创业活动的成功实践，为他们提供了就业岗位，以及学习技能与乡土文化的平台。村民们在就业中学习传统手工技艺，感悟乡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增进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与共识，提振乡土文化保护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从而促进村民对于乡土文化的再审视，唤醒他们内心深处对于乡土文化的深厚情感，为优秀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奠定基础。另外，从创业女性角度来看，她们在创业过程中深挖乡土文化的精湛技艺和优秀思想，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的优势，将民俗特色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和表现形式的同时教授传统手工技艺，推动乡土文化艺术的持久性发展，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走出一条特色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为乡土文化的赓续注入了强大的新动能。以CML、FQL和HLF为代表的几位致力于文化产业的创业女性，非遗在她们手中“活”了过来，她们的探索与坚持使黎锦、黎陶、藤编等民族特色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与此同时，她们在原有的传统样式和技艺手法上下功夫，创新研究更适应现代生活习惯的产品，让非遗更好地走进现代日常生活和年轻群体。

（四）   推动乡风文明建设，重塑乡村振兴精神支柱

农村女性吃苦耐劳、执着奋进的创业精神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为村民作出了良好表率，推动乡村形成创业光荣、劳动致富的乡风民风，助推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首先，从村民个体来看，村民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个人素质提高。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在创业精英的帮助带动下实现“家门口”就业，村民们的生活也不再局限于家庭邻里间的琐事，而是通过在工作中学习技术、提升能力，获得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充盈精神世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其次，乡村整体风气得到净化和改善。农村女性通过创业这一途径在村庄中搭起了村民互动的桥梁，在以信任为基础的网络中将村民最大程度地吸纳并调动起来，加强了村民间的交流联系，拉近了乡里乡亲的距离，在村庄内形成互帮互助、团结友善的良好风气。最后，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增强。良好的乡村风气完善了乡村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唤醒了村民的文化自觉，更好地凝聚了村民对于乡村振兴的价值共识、村庄集体感和归属感，形塑了共同文化背景下村民的行为规范。因而，村民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自主性显著增强，乡村社会的组织力得到改善和强化。如CQF不仅将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同时她还是爱心助农公益团队的一员，帮助农户解决产品滞销问题，为困难农户提供就业岗位。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她和团队的感染下加入或自发组织参与公益助农活动，最终，村庄也从过去的贫困村蜕变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五）   促进农村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发挥女性主体作用

在创业过程中，农村女性的社会参与增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女性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日益显现。具体而言，首先，农村女性的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增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妇女往往被认为是村庄政治的边缘性群体，没有能力关注私领域外的事务，相较于男性，她们更少地谈论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更多的是关注婚丧嫁娶、人际纠纷、文化娱乐此类的生活琐事^[14]。能力突出的女性精英通过创业走进公共视域，创业带来的收入增加使得她们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从而更加认可自身的价值和能力，自主能动意识和表达利益与需求的意识得到极大程度的释放，她们开始寻求同男性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其次，随着农村创业女性影响力的扩大，她们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在公共事务中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农村创业女性通过帮助村民就业脱贫，成为乡村创业的榜样，优异的创业成绩使得她们越来越受到村民、当地政府和各媒体平台的关注。渐渐地，具备治理主体能力素质并在村庄社会中崭露头角的她们积攒了声望和群众基础，开始有意或无意识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解决。由此，农村女性的公共精神被大大激活，一改过去失权、弱权、无权的处境^[15]。例如心系困难农户的“助农创业达人”HLY当选为海南省人大代表，在海南省两会上就农业政策问题谏言献策，代表广大农户的利益为他们发声。此外，女性精英们在不同领域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市政协委员、致富带头人、创新创业人才代表等等，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   结论

农村女性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受益者，更是必不可少的推动者。看似体量不大、门类分散的返乡创业女性群体却构成了乡村振兴中重要的“毛细血管”，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巾帼力量。毋庸置疑的是，受多要素嵌入的农村女性的创业活动为创业个体和乡村整体带来了双赢收益。一方面，农村女性参与创业的过程是她们突破了村庄中的“性别区隔”，积极探索个人可能性，挖掘自身潜力，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她们在创业中收获了经济地位、个人能力、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等不同维度的提升与进步。另一方面，农村女性创业的过程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农村女性精英抓住政策支持的契机，乘着数字经济的浪潮，将优秀本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植入创业过程，利用自身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创立个人店铺、合作社或企业。在此过程中，农村女性以主体身份加入助推乡村振兴进程的队伍中，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发出了“她声音”，贡献了“她智慧”，发挥了“她力量”。

但不能否认的是，农村女性在创业伊始和创业之中仍普遍面临着挑战与难题，并且，农村女性的创业活动对于乡村振兴的辐射作用有限。因此，如何使返乡创业女性“留得住”并且能够“走得远”，让更多的农村女性从在乡村振兴场域中的“缺位”到“入场”再到“在场”是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促进农村女性返乡创业，助推女性在乡村振兴中施展才干是一项整体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女性个人在内的全社会参与。除了在政策优惠和硬件补给方面的帮扶，还应当在精神层面给予农村女性力量，发挥典型树立与榜样引领的作用，鼓励她们正确认知自身身份和地位，勇于跳出传统观念的禁锢，从而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大展拳脚”，展现更多女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