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Family Capital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for Entrepreneurship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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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促进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对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388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赋权家庭资本各维度指标测算综合得分，实证研究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丰裕的家庭资本显著正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资本丰裕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提高创业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进城定居意愿。此外，创业经历缩小了不同家庭资本存量的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进城定居意愿差异，即创业经历在家庭资本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分别从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优化创业环境等四方面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助力其实现进城定居意愿。
Abstract:Promoting the urban settlement of returning migrant laborers, embarking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is integral to advanc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paradigm. This research harnessed survey data from 388 migrant laborers who initiated businesses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applied the entropy method to assign values to each facet of family capital. Following this, a comprehensive score calculation was executed and an empirical study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workers’ family capital on their urban settlement propensity. Analyses revealed that copious family capital significantly amplified the migrant workers’ inclination towards urban resettlement.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s illustrated how laborers, endowed with substantial family capital, enhanced their income via entrepreneurial endeavors, thereby amplifying their urban migration desires. Moreover,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s mitigated the migration inclination disparities amongst laborers varying in family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ealing a negative moderating function between family capital and migrant worker resettlement intent. This analysis thereby proffered pragmatic recommendations to augment the human, social, and economic capital of migrant households, optimized the entrepreneurial atmosphere, thus these suggestions fostere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hancement for returning migrant laborers, and facilitated their aspirations for urban re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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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助推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城镇化政策的一项战略决策。《“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
① 指出，要“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不仅有助于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减轻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提高整体生产率，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还可以缓解农村就业压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一个家庭的综合性决策，其决策基础在于家庭的收入水平、财务状况以及生计保障能力等，与家庭资本禀赋高度相关[1-2]。丰裕的家庭资本不仅使农户更有信心和能力迁移到城市，还可以为进城农户提供更好的生计保障。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农民中较为活跃的群体，他们在创业中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不仅有一定的能力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获取城市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更好的生活品质，而且他们更有能力抓住城市中更为广泛的经济机会，为家庭成员转移进城奠定基础。可见，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市民化与我国城镇化推进的质量与方向密切相关[3]。本研究着重关注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与他们进城定居意愿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中潜在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有效推进提供科学参考。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第一，借助田野调查所获得西部地区脱贫县返乡创业农民工这一农村中较为特殊群体的一手数据，分析家庭资本禀赋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探索可能的推进路径；第二，本研究以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为支点，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有机结合，讨论以返乡创业农民工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市民化的内在机制，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衔接提供理论参考。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家庭资本与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
家庭资本是指整个家庭所拥有的、可供家庭成员加以利用的资源、能力和技术的总和[4]，涉及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等[5]。这些家庭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选择和决策[6]，表现为个体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过程中以资源为基础进行的理性选择，而家庭资本正是这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7]。根据家庭资本理论，家庭资本是一种由家庭成员创造并带来一系列排他性优势的资本，其只在家庭内部存在[8]。且由于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持久、频繁互动、联系紧密，相较于其他资本，家庭资本更易完成社会闭合，这使个人目标与家庭目标趋同速度进一步提高。因此，家庭资本更为稀缺、更难模仿、更不可替代，成为影响家庭未来的关键战略资源。同时家庭又是返乡农民工在经济、情感等多维度的利益共同体，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资源获取可以延伸到家庭范围[9]。类似于进城定居等个体行为决策的方式与结果会受到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和约束[10]。然而，不同家庭的资本丰裕程度存在差异，所拥有的家庭资本的构成与存量也明显不同。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家庭资本对样本对象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创业收入的中介作用
农民工进城定居决策受家庭经济水平制约[11-12]。而创业收入作为影响家庭经济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与家庭资本的多寡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3]。一方面，家庭资本的提高可以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收入水平。资金、土地等要素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一部分，它们的存量直接决定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规模，进而在创业过程中影响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14-15]，教育程度、培训经历等家庭人力资本要素与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等家庭社会资本要素使返乡农民工在风险承受能力、创业信心、外部资源获取等方面得以强化，从而更便捷地开展创业活动，节约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创业绩效[16-17]。另一方面，创业收入关系到返乡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如果创业成功，获得可观的收入，这将使得他们有能力获得更好的住房、教育和医疗条件，提高家庭生活质量[18]，进而会增加返乡创业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定居的可能性[19]。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创业收入在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与进城定居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创业经历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作为创业者社会网络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经历对提高进城定居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21]。返乡农民工创业活动的顺利开展依赖于他们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22]。返乡农民工创业经历的增加，可以为其提供信任、人情等社会资源，帮助农民工增加创业收入，进而使其进城定居意愿得到提升[23]。然而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来说，由于初始家庭资本规模大小各异，导致不同的农民工获取创业资源的难易程度不同，此时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经历对其资源获取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24]。对于家庭资本较少的返乡农民工而言，随着创业经历与创业资源可得性的增加，收入增长的概率不断变大，从而增强他们进城定居的可能性，缩小他们与家庭资本丰裕型农民工之间的进城定居意愿的差异。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创业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对于家庭资本较少的农民工，创业经历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即创业经历在家庭资本和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具有负向调节的作用。
二、 数据来源、变量及计量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来自课题组在2022年寒假期间开展的专项调查。该次调查所选取的样本地区全部为西部脱贫县，其中包括了23个国家重点支持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全部样本县份涉及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② 。调查中一共发放了1200份问卷，最终回收892份，回收率74.3%。为了提高分析的科学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部分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框架的样本数为388个。（二） 变量介绍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一方面目前关于农村居民进城定居意愿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是通过了解样本对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到城市定居的计划或想法[25-27]，对定居意愿而非定居事实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购买住房依然是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基本条件，也是其实质融入城市的必要条件[28]，是实现其在城里定居意愿的基础，也是当前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29]。因此在问卷中，通过设置“您有过在县城及以上城市买房的想法吗”这一问项来了解样本对象的进城定居意愿。答项分别为“已经买了”“正在考虑”“有考虑但暂时买不起”“完全没有想法”等。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将选择“已经买了”“正在考虑”以及“有考虑但暂时买不起”等答项的赋值为1，选择“完全没有想法”的赋值为0。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资本。结合样本对象的实际情况，从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3个维度选取具体变量来构建衡量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的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依据规则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赋权。当前对指标赋权的方法主要有熵值法、专家打分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其中，专家打分法受专家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较多，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则更适合大样本量的数据分析，不适用于小样本量数据的讨论。而熵值法一般是根据样本对象各指标的数据信息量确定相应的权重，能够充分保障样本选择和具体赋权的客观性。根据适用性原则，本研究选用熵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赋权。各指标的信息熵和熵权如表1所示。
表 1 各指标的信息熵和熵权变量 指标及编号 信息熵 熵权 家庭人力资本 劳动力人数（A1） 0.9714 0.3875 智力劳动型人数（A2） 0.9612 0.0525 主事者受教育程度（A3） 0.9408 0.0801 主事者创业培训经历（A4） 0.8626 0.1860 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成员村干部经历（A5） 0.6935 0.4149 家庭年礼品礼金支出（A6） 0.9015 0.1334 家庭经济资本 在外务工收入（A7） 0.9527 0.0640 家庭房间数（A8） 0.9777 0.0302 3.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可能通过影响他们的创业收入，进而影响其进城定居意愿[30]，即创业收入是家庭资本和进城定居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在问卷中，对样本对象的创业收入进行调查，获得其具体数据信息。此外，本研究考虑创业经历对家庭资本和进城定居意愿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在问卷中，询问样本对象创业的具体次数，并据此将创业经历定义为一个取值为1~5的有序变量，取值越大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经历越丰富。
4. 控制变量
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因素有很多，结合实际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依次将反映样本对象的个体特征、创业交易便利程度以及样本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的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其中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样本对象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创业交易便利程度包括所在地到最近场镇距离以及到最近县城距离；所在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包括生活生产用电便利程度、用水的便利程度，移动通信信号强度等。具体变量含义及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表 2 变量含义与主要统计指标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观测值
个数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进城定居意愿 已经在城市买房、正在考虑买房、想过但目前暂时
买不起房的赋值为1；完全没有想法的赋值为0388 0.912 0.283 0.000 1.000 解释变量 家庭资本 采用熵值法计算的综合得分 388 0.231 0.172 0.008 0.755 中介变量 创业收入 创业经营收入（万元） 388 10.901 21.004 -35.000 340.000 调节变量 创业经历 先前创业经历，以先前创业次数来界定，
数值越大，创业次数越多，创业经历越丰富388 1.613 0.932 1.000 5.000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388 0.758 0.429 0.000 1.000 年龄 实际年龄 388 41.518 9.596 19.000 71.000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界定为无伴侣，赋值为 0；
同居、初婚、再婚界定为有伴侣，赋值为 1388 0.838 0.369 0.000 1.000 与最近场镇的距离 数值越小，表示生产物资采购及产品销售越方便 388 6.779 8.621 0.000 100.000 与最近县城的距离 数值越小，获取外部信息越便利 388 28.602 23.878 0.000 150.000 用电便利程度 数值越大，表示生活生产用电越方便 388 3.418 0.984 1.000 5.000 用水便利程度 数值越大，表示生活生产用水越方便 388 3.686 0.937 1.000 5.000 移动通信信号强度 数值越大，表示移动通信信号越强 388 3.892 0.796 1.000 5.000 （三） 计量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即进城定居意愿是取值为1与0的二元虚拟变量，所以选择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 Wis{h_i} = {{\text{α}}_0} + {{\text{α}}_1}Fcapita{l_i} + {{\text{α}}_2}{K_i} + {\text{ε}} $$ (1) 式（1）中Wishi为被解释变量，即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下标i代表第i位样本对象，Fcapitali表示家庭资本，Ki表示控制变量组，
$ {\text{ε}}$ 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为了验证创业收入是否是家庭资本和进城定居意愿之间的中介变量，设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 Vper{f_i} = {{\text{β}}_0} + {{\text{β}}_1}Fcaita{l_i} + {{\text{β}}_2}{K_i} + {\text{ϖ}} $$ (2) 式（2）中，Vperfi为反映创业收入的有序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创业收入越高。因此对式（2）的估计采用有序Probit模型，β0、β1、β2为待估系数，ϖ含义同式（1）。
为了验证家庭资本较少的返乡创业者，创业经历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即创业经历对家庭资本和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设立的计量模型如下：
$$ \begin{aligned}Wish_i =&{\text{θ}}_{0}+{\text{θ}}_{1}Fcapital_{i}+{\text{θ}}_{2}Experience_{i}+\\ &{\text{θ}}_{3}Fca\_Eex_{i}+{\text{θ}}_{4}K_{i}+{\mathrm{v}}\end{aligned} $$ (3) 式（3）中，Experiencei为样本对象创业经历的有序变量，取值为1~5，数值越大，表示创业经历越丰富。Fca_Eexi为家庭资本和创业经历的交互项，θ0、θ1、θ2、θ3、θ4为待估系数，v含义同式（1）。
三、 实证分析
（一） 家庭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
在对纳入分析框架的全部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后发现，vif值均小于2。由此可以明确判断，所选取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具体如表3所示。
表 3 家庭资本影响返乡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估计结果变量 （1） （2） （3） 家庭资本 4.443** 3.754** 4.538*** （1.809） （1.493） （1.606） 性别 0.214 0.273 （0.459） （0.488） 年龄 −0.131*** −0.123*** （0.024） （0.025） 婚姻状况 −1.020 −0.934 （1.144） （1.105） 与最近场镇的距离 0.036 （0.035） 与最近县城的距离 −0.022*** （0.008） 用电便利程度 0.234 （0.287） 用水便利程度 0.359 （0.281） 移动通信信号强度 −1.024*** （0.371） N 388 388 388 R2 0.049 0.218 0.27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列（3）的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家庭资本显著正向影响样本对象的进城定居意愿，说明家庭资本越丰富，样本对象进城定居的意愿越强烈。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越多，意味着样本对象家庭所拥有的生产和供应能力更强大，更能在资源供给上保障创业发展需求，越能促进创业主体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为其进城定居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控制变量来看，家庭主事者年龄显著负向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业农民工越来越依赖家乡所给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只有在家乡才能实现其社会地位的彰显。与最近县城的距离越近，获得外部信息的渠道越多，感受城乡生产生活差异越强烈，越倾向于选择进城定居。移动通信信号越差，样本对象进城定居意愿越强烈。可能的原因在于，当下无论创业生产经营还是日常生活，对移动通信的需求愈发趋于刚性，移动通信信号越差，越不利于生产生活，刺激样本对象倾向于进城定居以便获得更便利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其余控制变量没有对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二）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样本容量法
在样本容量的处理上，为了消解返乡创业者由于年龄过大所存在的故土难离情结对进城定居意愿所产生的扰动[31]，本研究借鉴万君宝等[32]的分析，对样本容量进行处理，剔除年龄大于55岁的样本后，对剩余的360份样本重新估计。从表4第（1）~（3）列结果来看，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还是显著性，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 4 缩小样本容量及倾向性得分匹配后估计结果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资本 3.140* 2.378* 3.343** 4.366** 3.770** 4.710*** （1.814） （1.596） （1.587） （1.835） （1.518） （1.582） 个体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社会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N 360 360 360 375 375 375 R2 0.027 0.151 0.232 0.048 0.222 0.281 2.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由于样本对象受到年龄、工作需要、子女的教育资源的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家庭资本存在无法满足外生性要求的风险[33]，以及被解释变量进城定居意愿受到样本个体的“自选择”影响。本研究以家庭资本得分的平均数作为定义家庭资本是否丰裕的临界值，即家庭资本得分大于或等于0.2305定义为家庭资本丰裕，并赋值为1，视作处理组；家庭资本得分小于0.2305定义为家庭资本薄弱，赋值为0，视作控制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中的核匹配法对全部样本进行匹配。在剔除未匹配上的样本后，重新估计，结果如表4第（4）~（6）列所示。显然，该结果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仍然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保持一致，本研究结果稳健。
从图1a可以看出，经过匹配，大部分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大幅度减小，且均小于10%，表明样本匹配效果较好，处理组和控制组个体已无组间差异，满足随机试验要求。在图1b中可以看出，多数样本处于共同支撑区域之中，样本基本符合共同支撑假设。
3. 内生性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家庭资本是基于既定事实构建的综合得分，而被解释变量进城意愿是农民工对未来的态度与想法，二者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前文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的核匹配法对样本家庭资本丰裕程度进行匹配后回归，从匹配效果来看，大多数变量经过匹配后偏差均小于10％。因此，哪怕确实存在遗漏变量，在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处理后，遗漏变量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倾向性得分匹配法有效解决由可观测变量引起的样本选择问题，但如果影响家庭资本丰裕程度的因素是不可观测的，PSM就不再适用。因此，本研究借鉴Altonji等[34]的测算体系，估计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强度。经测算，Selection ratio指标为2.54，即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性偏误至少是控制变量已解决的选择性偏误的2.54倍，方能排除家庭资本与样本对象进城定居意愿的因果效应。综上，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四、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一） 中介效应
结合已有文献，拥有一定的家庭资本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能有效配置家庭资源，提高家庭收入，增强家庭的购房能力，进而提高进城定居意愿。实际上，家庭资本越丰裕，对创业活动的支持越强，返乡农民工取得创业成功的概率越大，进而从客观上增加返乡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推测，创业收入在家庭资本与进城定居意愿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为了验证上述推论，本研究展开相应估计分析。
借鉴江艇在研究因果关系的作用渠道中提出的做法[35]，本研究以创业收入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家庭资本对创业收入的具体作用过程。该变量与进城定居意愿的因果关系比较直接，在时空关系和逻辑关系上均比较接近。本研究只考察家庭资本对返乡创业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和家庭资本对创业收入的影响，如表5第（1）（2）列所示，这样可以避免正式区分出在间接效应之外是否还有无法解释的直接效应。
表 5 创业收入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经历的调节效应分析变量 （1） （2） （3） （4） （5） 定居意愿 创业收入 定居意愿 定居意愿 定居意愿 家庭资本 4.538*** 1.943*** 10.684*** 7.581*** 8.079*** （1.606） （0.544） （2.468） （2.504） （2.370） 创业经历 1.852*** 1.754*** 1.688** （0.559） （0.598） （0.689） 家庭资本与创业经历的交互项 −4.206*** −2.944** −2.796** （1.069） （1.166） （1.362）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否 是 是 社会特征变量 是 是 否 否 是 N 388 388 388 388 388 R2 0.281 0.024 0.128 0.279 0.319 列（1）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家庭资本仍显著正向影响着样本对象的进城定居意愿。列（2）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家庭资本影响创业收入的估计，表明家庭资本对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定居意愿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增强，可能的原因在于，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状况，即经济状况越好，越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农民工越有可能在城市定居；家庭创业收入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的关键因素[36]。综上可以得出结论，创业收入在家庭资本和进城定居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二） 调节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具有更丰裕家庭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进而获得更加理想的收入水平，更有可能进城定居。在实践中，一方面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经历越丰富，可获取和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创业成功的概率随之增加，更有可能进城定居；另一方面，创业经历越多，表明样本对象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居住环境的动力越大，则其进城定居意愿越强。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您创业过多少次”问项，受访者回答的次数均在1~5次之间。据此本研究将创业经历定义为一个取值为1~5的有序变量，取值越大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经历越丰富。创业经历的调节效应如表5的列（5）所示。该列显示了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家庭资本、创业经历、家庭资本与创业经历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从表5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创业经历显著地正向影响样本对象的进城定居意愿，假设3获得了验证。家庭资本与创业经历的交互项系数呈现负值，同时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样本对象的家庭资本对进城定居意愿的正向影响关系中，创业经历扮演着负向调节的角色。假设4得到了验证。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乡村创业活动面临的内外部挑战较多，风险较大，不少返乡农民工需要多次反复尝试和探索，才确定适合自己的具体创业业态。在多次创业的过程中，创业者不断积累创业资源和经验。对于创业经历丰富的创业者而言，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作用有限；而对于创业经历缺乏的创业者，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作用较为明显。家庭资本较少的创业者，其进城定居意愿比家庭资本较多的创业者弱。但其在不断创业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源，有助于缩小他们与家庭资本较多的创业者之间的进城定居意愿差异。
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西部脱贫县388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家庭资本综合指标，实证分析家庭资本对其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资本的积累显著增强了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进城定居意愿；先前创业经历对家庭资本与定居意愿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结论，为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助力其实现定居意愿，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人力资本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制定长期的培训规划，建立起培训与创业的衔接机制，帮助农民工实现持续的职业发展和创业成长。同时，需要设立技能培训计划，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所需的特定技能进行培训，例如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业管理、营销策略等。培训内容应该实用、针对性强，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和创业能力。此外，需要建立创业导师制度，邀请专业人士或成功创业者担任导师，为农民工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辅导，分享经验、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和实施创业计划。需要建立培训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培训效果和参与者的反馈意见，调整和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确保培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第二，在社会资本方面，地方政府要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机会，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进而达到助力他们提升自身社会资本的目的。通过信息交流平台，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和村民活动，参与村级组织或合作社的建设和管理，参与当地社会治理活动，如村民代表大会、社区议事会等，扩大社交圈子，建立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增强其在创业方面的社会联系和互助关系，提高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同时，支持返乡农民工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和资源，积极参与当地产业合作，与其他创业者、农户乃至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建立互信、合作关系，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第三，在经济资本方面，出台创业贷款和融资支持政策，通过政府资金或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者提供低息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等融资支持，帮助他们启动或扩大创业项目。设立创业补贴或奖励制度，对返乡创业者给予一定金额的资金补助或奖励，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创业活动。制定针对返乡创业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等，降低创业成本和经营压力，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第四，在创业环境方面，一方面要强化软环境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营造尊重创业、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激发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和信心。建立创业服务平台，提供创业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返乡创业者解决实际问题，降低创业风险。培育和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包括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服务、人才支持等，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遇。另一方面，抓好硬环境建设。投入资金改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等，提高乡村的基础设施水平，为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调整和优化土地政策，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和发展空间，支持其开展农业生产和相关产业发展。加强对农村科技创新的支持，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创新资源，为他们的创业活动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条件。
①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发布， 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gzdt/202207/20220713_767164.html。② 此处的西部地区为中国经济地理分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陕西、西藏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预调查反馈信息，西藏返乡农民工创业数量较少，故未纳入本研究的正式调查范围。 -
表 1 各指标的信息熵和熵权
变量 指标及编号 信息熵 熵权 家庭人力资本 劳动力人数（A1） 0.9714 0.3875 智力劳动型人数（A2） 0.9612 0.0525 主事者受教育程度（A3） 0.9408 0.0801 主事者创业培训经历（A4） 0.8626 0.1860 家庭社会资本 家庭成员村干部经历（A5） 0.6935 0.4149 家庭年礼品礼金支出（A6） 0.9015 0.1334 家庭经济资本 在外务工收入（A7） 0.9527 0.0640 家庭房间数（A8） 0.9777 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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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含义与主要统计指标
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观测值
个数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进城定居意愿 已经在城市买房、正在考虑买房、想过但目前暂时
买不起房的赋值为1；完全没有想法的赋值为0388 0.912 0.283 0.000 1.000 解释变量 家庭资本 采用熵值法计算的综合得分 388 0.231 0.172 0.008 0.755 中介变量 创业收入 创业经营收入（万元） 388 10.901 21.004 -35.000 340.000 调节变量 创业经历 先前创业经历，以先前创业次数来界定，
数值越大，创业次数越多，创业经历越丰富388 1.613 0.932 1.000 5.000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388 0.758 0.429 0.000 1.000 年龄 实际年龄 388 41.518 9.596 19.000 71.000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界定为无伴侣，赋值为 0；
同居、初婚、再婚界定为有伴侣，赋值为 1388 0.838 0.369 0.000 1.000 与最近场镇的距离 数值越小，表示生产物资采购及产品销售越方便 388 6.779 8.621 0.000 100.000 与最近县城的距离 数值越小，获取外部信息越便利 388 28.602 23.878 0.000 150.000 用电便利程度 数值越大，表示生活生产用电越方便 388 3.418 0.984 1.000 5.000 用水便利程度 数值越大，表示生活生产用水越方便 388 3.686 0.937 1.000 5.000 移动通信信号强度 数值越大，表示移动通信信号越强 388 3.892 0.796 1.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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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家庭资本影响返乡农民工进城定居意愿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家庭资本 4.443** 3.754** 4.538*** （1.809） （1.493） （1.606） 性别 0.214 0.273 （0.459） （0.488） 年龄 −0.131*** −0.123*** （0.024） （0.025） 婚姻状况 −1.020 −0.934 （1.144） （1.105） 与最近场镇的距离 0.036 （0.035） 与最近县城的距离 −0.022*** （0.008） 用电便利程度 0.234 （0.287） 用水便利程度 0.359 （0.281） 移动通信信号强度 −1.024*** （0.371） N 388 388 388 R2 0.049 0.218 0.27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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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缩小样本容量及倾向性得分匹配后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家庭资本 3.140* 2.378* 3.343** 4.366** 3.770** 4.710*** （1.814） （1.596） （1.587） （1.835） （1.518） （1.582） 个体特征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社会特征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N 360 360 360 375 375 375 R2 0.027 0.151 0.232 0.048 0.222 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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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创业收入的中介效应以及创业经历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1） （2） （3） （4） （5） 定居意愿 创业收入 定居意愿 定居意愿 定居意愿 家庭资本 4.538*** 1.943*** 10.684*** 7.581*** 8.079*** （1.606） （0.544） （2.468） （2.504） （2.370） 创业经历 1.852*** 1.754*** 1.688** （0.559） （0.598） （0.689） 家庭资本与创业经历的交互项 −4.206*** −2.944** −2.796** （1.069） （1.166） （1.362） 个体特征变量 是 是 否 是 是 社会特征变量 是 是 否 否 是 N 388 388 388 388 388 R2 0.281 0.024 0.128 0.279 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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