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支撑，实现农民持续增收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拓宽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提高农民个人技能素质，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1]。农民收入问题若是单一考量农民收入数量水平难以明确表达其具备的时代性以及多维性，有必要依据收入来源多样化、收入的可持续性、获取收入所需要的知识性含量等多维度视角，研究农民收入质态属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2]。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农户秸秆还田意识的增强，进而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绿色发展，带动农村农业产业升级，实现农村地区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3]，也有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激活农村经济发展动力，对促进城乡经济水平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

劳动力流动可以缓解地区劳动力短缺，成为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流动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农民家庭而言，首先，劳动力流动通常意味着收入来源渠道的开拓和收入数量的增加，尤其对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来说，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缓解贫困的重要途径，劳动力不再仅仅依赖于农业收入，还能够依靠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工资性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其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改善地区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条件，为农民收入可持续增加提供生计保障。最后，劳动力流动的经历也为农民提供了学习新技能、知识和经验的机会，有助于农民提高职业素养，提升就业竞争力，增加知识性收入数量。然而，我国目前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实现农民收入质量提升，能够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4]，实现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以及机制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实现农民高质量增收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5]，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收入数量、收入结构、收入分布或可持续收入等单一方面的某一特征研究农民收入问题^[6]。基于收入增长问题的探讨，提出农民增收质量概念，高质量农民收入体现在稳定增长、结构合理、知识含量高、劳动成本低^[7]。随着对农民收入质量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收入质量概念，依据可行能力理论表述了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8]，认为应该从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结构性、知识性和成本性5个维度界定其内涵^[9]。基于对农民收入质量测度问题的深入研究，不同学者对农民收入质量的维度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和成本具有不同属性，收入成本性纳入收入质量评估体系是不合理的，应该从收入充足性、收入结构性、收入成长性和收入知识性4个维度，健全农民收入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10]。也有一部分学者将“收入质量”与“持久收入理论”结合展开研究，并认为收入知识性是农民所拥有的能够获得收入的知识和技能，并非测量收入质量的指标^[11]。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进行讨论。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民收入水平上升^[12]，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小，原因是一些农村家庭外出劳动力较少^[13]。宏观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可以有效改善收入水平不平等现象；但也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农村农业发展，因为劳动力流动加深了农村老龄化程度，降低了农业现代化水平^[14]。从劳动力市场变化来看，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了劳动力供求双方对于风险抵御的能力，农民收入的可持续性得到了保障^[15]。从劳动力产业分布来看，劳动力流动显著改变了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移动，有利于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增加了农民经营性收入^[16]。从劳动力空间分布来看，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增加落后地区的收入水平^[17]，对工资性收入影响更为明显^[18]，有效缩减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1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劳动力流动本身，考察劳动力个体特征因素、经济社会因素以及政策与制度等因素对迁移决策产生的影响。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并未注重收入数量与收入质量相结合，也缺乏对劳动力流动与农民收入质量两者作用机理的分析以及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农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维度构建农民收入质量评估体系，测量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第二，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三，探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其作用机制；第四，按照区域和时间不同划分样本数据，分析区域异质性以及政策异质性。

二、   理论机制与假说

（一）   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直接影响

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再分工，从而提高本地劳动力工资水平，促使收入在数量上的积累^[20]。其中，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获取收入数量的主要来源之一，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民所获得的工资水平，进而提升农民的收入数量水平^[21]。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可以改善地区劳动力短缺现象，流动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有助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数量。劳动力流动经历能够对工作经验产生额外的边际收入提升，说明劳动力流动过程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效益^[22]，由于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和教育培养需要很长的年限，且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外溢作用，外部流入是实现人力资本增长的主要渠道^[23]。因此，劳动力流动为农民提供了学习新技能和经验的机会，有助于提高职业素养，提升就业竞争力，获得更加稳定的工作，对获取收入数量可持续性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获取收入所需要的知识性含量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包括后续知识性的学习，同时也包括人际关系网的建立和形成，有利于劳动力流动拓宽低文化程度获取工作信息来源渠道^[24]，得到一个好的工作岗位以及提高外出务工的预期收入水平^[25]，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数量和收入来源多样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应用壮大，以数字经济为依托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对于劳动力的要求很宽泛^[26]，为农民提供了多种非技能劳动就业的机会^[27]，丰富了收入来源的可能性和获取收入的可持续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二）   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间接影响

劳动力流动通过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农民收入质量水平提升。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来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完善收入结构以及提高来自知识性的收入数量。首先，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适应了数字产业提供给劳动者的大量就业岗位，有助于优化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28]，促进服务业等高生产率部门的快速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进而使农民工群体相较于务农而言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缩小城乡差距^[29]，有助于农民收入质量提升。其次，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与人力资本的增加呈正相关^[30]。就地区企业发展而言，劳动力流动可以提高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劳动力学历结构，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获取来源于有技术、有能力、有知识的工作收入增加，提高了农民收入质量水平。此外，劳动力流入城市可能面临工作不稳定、薪资不确定和社会保障问题。因此，劳动力流动水平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来加大投入资金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医疗卫生、养老、失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改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系统，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不仅促使高素质、有能力的人才留下，也吸引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动^[31]。最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接触互联网金融等数字金融服务的机会，增加了农户对互联网金融的可获得性，优化农村市场的资源配置，推动农村经济有序运行，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进而实现农民增收。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民收入质量。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为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中，i和t分别表示为各省份和年份， $ I{Q_{{{it}}}}$代表了i省份于t时期的农民收入质量水平， $l{m_{it}}$表示了i省份在t时期的劳动力流动水平， $ C{{ontrol}}{{{s}}_{{{it}}}}$为控制变量。 $ {{\text{γ}}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text{λ}}_{{i}}}$为个体固定效应，${{\text{ε}}_{{{it}}}}$ 为随机干扰项。

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是否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产生影响，检验“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质量水平”这一中介机制是否成立，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二）   变量选取

1.   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lm）

目前对劳动力流动的定义不是很明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借鉴周天芸^[32]的做法，选择劳动力净流入率来衡量劳动力流动，即劳动力流动=（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户籍人口，正值表现为劳动力净流入，负值表现为劳动力净流出。

2.   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质量（IQ）

借鉴高小玲等^[33]、罗宝通等^[34]学者做法从4个维度共计10个指标来构建农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其中，在农民收入成长性上，随着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对农民收入质量产生了较大影响，应将其纳入考察范围。为消除各指标数量级和量纲问题，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另外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处理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及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数。具体变量及赋值方式见表1。

表  1  农民收入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指标解释）	综合权数
收入充足性	收入绝对充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405
	收入相对充足	农村居民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0.1178
收入结构性	内部收入来源多样化	四大类分项收入的赫芬达指数	0.0901
	外部收入结构平衡化	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0777
收入知识性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平均数	0.2865
	农村文教娱乐水平	农村人均文教娱乐支出	0.0248
收入成长性	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	当年的工资性收入/前一年工资性收入	0.0830
	家庭性收入同比增长	当年的家庭性收入/前一年家庭性收入	0.0690
	移动电话覆盖情况	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	0.0554
	互联网普及率	地区网民数量/地区人口	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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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介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co）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能存在收入差距、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基础交通设施建设以及公共社会服务的影响，因此，为研究劳动力流动影响农民收入质量的内在机制，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采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4.   控制变量

产业结构化水平（Str）、人均收入水平（Gdp）、人均消费水平（Con），市场化水平（Market）。其中，Str用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Gdp用各省农民人均Gdp来衡量，Con表示各省农民人均消费支出，Market参考樊纲市场化指数。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1—2022年中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研究劳动流动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采用的各省份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此外，为达到数据的完整性、科学性、实践性，研究中利用均值法对少数缺失数据进行了填补，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民收入质量水平	360	0.366	0.122	0.143	0.691
劳动力流动水平	360	0.370	0.179	−0.142	0.633
产业结构化水平	360	0.151	0.411	−0.559	1.510
人均收入水平	360	10.87	0.457	9.936	12.07
人均消费水平	360	11283	4500	3857	27483
市场化水平	360	2.066	0.260	1.271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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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农民收入质量水平与劳动力流动的均值为0.366、0.370，标准误差分别为0.122、0.179，说明数据总体分布相对集中。农民收入质量水平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0.691、0.143，说明大部分地区农民收入质量水平处于中下水平。而劳动力流动的最大值与最小值间存在差距，说明部分省份间劳动力流动差异较大。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为分析劳动力流动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根据设定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劳动力流动水平	0.200**	0.193**
	（0.091）	（0.090）
人均收入水平		0.079**
		（0.033）
人均消费水平		0.000**
		（0.000）
产业结构化水平		0.024*
		（0.013）
市场化水平		−0.009**
		（0.004）
Constant	0.246***	−0.535
	（0.007）	（0.338）
N	360.000	360.000
R2	0.884	0.890
F	201.28	159.13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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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的模型（1）为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在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性检验为正，当劳动力流动水平增加1个单位时，农民收入质量水平将显著增加0.24个单位。初步说明，劳动力流动的提升对农民收入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劳动力流动水平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并未发生改变且依旧显著，表明劳动力流动水平有利于农民收入质量水平增长。除核心解释变量以外，在控制变量中，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实际情况一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水平越高，表明农民有足够的钱维持自身的日常生产生活费用，还留有富余的钱可以去进行消费，说明收入充足性越好，越有利于收入质量水平上升。市场化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市场竞争充分越高，不利于大部分农民获取收入，因而农民收入质量水平也就不会提升。因此，假设H1得到了实证检验结果的支持。

（二）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影响的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在劳动力流动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中介作用，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农民收入质量
	模型（3）	模型（4）
劳动力流动水平	1.163***	0.256***
	（0.156）	（0.097）
人均收入水平	0.768***	0.121***
	（0.056）	（0.041）
人均消费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产业结构化水平	−0.022	0.023*
	（0.023）	（0.013）
市场化水平	0.010	−0.009**
	（0.006）	（0.004）
经济发展水平		0.055*
		（0.033）
Constant	1.241**	−0.467
	（0.584）	（0.339）
N	360.000	360.000
R2	0.511	0.891
F	20.55	15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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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4中模型（3）可以看出，在加入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这些控制变量，劳动力流动水平的回归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且为正，说明劳动力流动增加1个单位会让经济发展水平提升0.193。由表中模型（4）结果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农民收入质量水平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经济水平发展增加1个单位会引起农民收入质量增加0.256。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促进经济水平发展，经济水平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质量，即“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质量水平”这一中介机制成立。此外，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这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劳动力流动既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的提升，又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质量水平”这一中介机制对农民收入质量水平产生间接性的影响。因此，假设H2得到了实证检验结果的支持。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补充控制变量、增加滞后变量和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考虑到为了避免因为遗漏变量问题而对模型回归的结果造成影响，增加我国省级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以及各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其次，注意到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水平可能会存在时滞效应，本文采用将劳动力流动滞后一期进行回归。最后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综合指标，因此将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数替换为4个不同维度的得分，分别为充足性维度、结构性维度、知识性维度和成长性维度，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增加变量			充足性维度	结构性维度	知识性维度	成长性维度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劳动力流动水平	0.196**			0.050**	0.021**	0.032**	0.089**
	（0.089）			（0.023）	（0.010）	（0.015）	（0.042）
人均收入水平	0.046	0.091**		0.020**	0.009**	0.013**	0.036**
	（0.034）	（0.039）		（0.008）	（0.004）	（0.005）	（0.015）
人均消费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产业结构化水平	0.014	0.032**		0.006*	0.003*	0.004*	0.011*
	（0.014）	（0.015）		（0.003）	（0.001）	（0.002）	（0.006）
市场化水平	−0.009**	−0.008**		−0.002**	−0.001**	−0.002**	−0.004**
	（0.004）	（0.004）		（0.001）	（0.000）	（0.001）	（0.002）
基础设施水平	0.002**
	（0.001）
最低小时工资	0.005**
	（0.002）
劳动力流动 滞后一期		0.335***
		（0.091）
Constant	−0.282	−0.652		−0.138	−0.059	−0.090	−0.248
	（0.342）	（0.404）		（0.087）	（0.037）	（0.057）	（0.156）
N	360.000	33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360.000
R2	0.894	0.880		0.897	0.891	0.872	0.866
F	146.61	139.26		170.67	159.14	149.10	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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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采用增加控制变量的数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劳动力流动水平的回归系数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同上述分析基本一致，说明结论具有稳健性。另外，从模型（6）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收入质量对劳动力的流动依旧具有促进作用。

（四）   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影响的差异，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1）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对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质量的回归系数为正，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劳动力流入，提高了地区人力资本含量，有利于知识性收入的增加；其次，为产业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支持，还会产生较大的需求从而拉动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收入数量的上升。模型（12）至模型（14）均表现出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收入质量具有抑制影响，无论是在中部、西部还是东北部地区，从回归系数来看，中部和东北部相较于西部来说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收入质量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劳动力空间配置存在不足与过度并存的问题，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却容易出现劳动力配置不足，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则容易出现劳动力配置过度问题。因此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中、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来说，劳动力流出则更有益。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2014年之前	2014年之后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劳动力流动水平	0.360**	−0.223	−0.010	−0.297	0.368	0.553***
	（0.151）	（0.488）	（0.100）	（0.336）	（0.257）	（0.200）
人均收入水平	−0.063	0.163**	0.006	0.295	0.068	0.258***
	（0.095）	（0.072）	（0.036）	（0.218）	（0.068）	（0.047）
人均消费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产业结构水平	−0.038	0.171***	−0.048***	0.022	0.009	−0.037
	（0.024）	（0.029）	（0.018）	（0.037）	（0.025）	（0.023）
市场化水平	0.002	−0.035***	0.007**	−0.013	−0.012	0.010
	（0.009）	（0.008）	（0.004）	（0.008）	（0.009）	（0.008）
Constant	0.892	−1.187	0.057	−2.575	−0.531	−2.643***
	（1.020）	（0.766）	（0.363）	（2.239）	（0.669）	（0.465）
N	120.000	72.000	132.000	36.000	120.000	240.000
R2	0.873	0.933	0.977	0.986	0.665	0.718
F	40.39	43.74	275.96	77.28	33.81	1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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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不同的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2014年我国正式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为分界线，进行时间异质性分析，对不同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存在政策上的差异，表6中模型（15）表示在2014年之前即户籍制度改革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553且在1%上显著性显著，而表中模型（16）为2014年之后，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虽然为正，但是影响效果不明显，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户籍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水平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五、   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农民收入质量，用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直接影响，运用逐步回归法讨论经济发展水平为中介的间接影响，并对起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过多种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以及时间异质性。

鉴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一）   建立健全劳动力流动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状况，实施因地制宜的劳动力流动方案，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住房补助等相关激励措施，促进人口向经济较弱或劳动力需求高的地区迁移，以提高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实现劳动力供给的区域协调发展。

（二）   提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资源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可以在新媒体平台宣传省份的各类福利政策、良好的待遇，提升在劳动力心中的形象地位，从而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劳动力群体，包括兼职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需要灵活工作时间的人群，企业可以通过灵活的工作安排来增加工作的吸引力。

（三）   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促进流动人才高效利用

各行业应共同建立一个全面的劳动市场信息系统，为雇主和求职者提供准确的职业信息、行业趋势和薪酬数据，降低劳动力迁移的心理成本、信息搜寻和获取成本，有助于劳动力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从而做出明智的职业选择。政府和私营机构应加强合作，建立涵盖各行业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技术培训、职业技能提升以及转行培训，确保劳动力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