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状况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分配关系不合理等因素，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和收入的增长率都存在明显差距。云南省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等因素，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规模较小且发展难度较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比，云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处于较大水平。对云南省从1985—2021年共37年间的城镇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比进行观测可以发现，云南省的城镇化率总体呈现升高趋势，由1985年的11.7%升高到2021年的51.5%，升高了近40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城乡收入差距比呈现着先升高、后下降、再升高、再下降的波动趋势，在2004年甚至达到历史最高值4.76。2004年以来，云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在2021年仅为2.88，相比最高值下降了39个百分点。

对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比较分析表明，自2004年以来，云南省的城镇化率一直在上升，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下降。可以看出，城镇化率在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不断缩小。因此，对云南省而言，是否可以认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会减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还是继续扩大？这些问题都十分值得探讨，如果这些问题得到了回答，将会成为政府制定政策来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参考依据，有利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实现共同富裕。

一、   文献综述

（一）   关于城镇化的研究

关于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李广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的推进可以增加城镇化率，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绝对值也发生了增长，但是由于绝对值会受时间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在去掉这些影响之后，发现相对值呈现出缩小的趋势^[1]；余敏丽等对江苏省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升级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则会产生反向影响^[2]；赵峥等发现城镇化进程将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城镇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间因素来缩小差距^[3]。同时，其他条件相同，越是经济越发达、市场化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穆红梅发现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会对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城镇化的影响更大，根据这个结论，作者提出在城镇中要注重城乡经济发展的平衡^[4]。

2.   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梁雯等探究流通业、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城镇化和流通业的发展都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流通业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5]；曾珠等分别在全国东、中、西部分析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得出结论：城镇化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居民差距^[6]；李欢等发现城镇化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财政资源配置则与之相反^[7]。但两者之间的协同机制则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吴丽玲对不同地区进行分析发现，中部地区流通业和新型城镇化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负向影响，二者的交互作用也对其产生负面影响^[8]；王森发现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都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9]；蔡悦灵等分别在国家和中部、东部、西部三个层面上探究城镇化率、非农就业比率合理化和非农就业比率高级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在全国和中东部地区，非农就业比率合理化和城镇化率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高级化具有空间异质性，中东部地区产业越高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10]；张卿等认为城镇化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端服务业则会通过促进城镇化减小本来自身的扩大作用，这种影响作用还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11]；陈海龙等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减少，随着城镇化的提高而增加^[12]。

3.   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时间、区域不同会发生变化

马强等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发现城镇化发展能够扩大城乡居民绝对差距，对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是呈现倒U形，先扩大再减小^[13]；尹晓波等研究发现短时间内金融业会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负向影响，长期则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4]；盛宝柱等使用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会由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缩小，但是与之不同，在东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变得更大^[15]。

（二）   文献分析

当今学术界关于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时间、地点和控制变量等因素上不尽相同，但是大体上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很少有对省份的研究，即使有在省级层面上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对江苏省等经济水平较高、城镇化更为全面的省份上，缺少对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城镇化难度较高的省份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云南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云南省的城镇化发展状况以及在推进云南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如何使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对城镇化发展进程与云南省情况相似的省份探究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城乡发展差距等问题提供参考。

二、   模型建立及变量选取

（一）   模型建立

VAR模型是通过对模型的内生变量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的内生变量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和非农就业比率三者，通过VAR模型探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就业比率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如下模型：

在式（1）中，IG_t是t时期云南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UR_t是t时期云南省的城镇化率，EL_t是t时期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NFR_t则是指t时期云南省的非农就业比率水平，α表示截距，β₁、β₂和β₃则表示待估参数，γ_t则表示误差项。

（二）   相关指标选取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4项：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差，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纯收入的绝对值的差距，但是由于绝对值并没有将时间因素纳入考虑，所以并不准确；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比，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纯收入的绝对值的比值，可以排除时间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较为准确地比较不同时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三是基尼系数，但基尼系数主要用于国家层面的比较，不适合用于个别地方；四是泰尔系数，但由于缺乏数据和记录的年限，只能从2000年开始计算。比较这4项指标，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更适合作为衡量指标，记为IG。

2.   城镇化率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的过程，城镇化率是城镇化的核心，所以本文将城镇化率纳入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中。目前，我国衡量城镇化率的测量指标主要有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但是由于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并没有城镇户籍，会导致城镇化率偏低，所以本文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率来计算，记为UR。

3.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乡居民的收入同时也受到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尤其纯收入所受到的环境影响更大。地区生产总值能够一定程度地反映地区的发展程度，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云南省，因此，采用云南省第三产业的产值与云南省总GDP的比值来表示，记为EL。

4.   非农就业比率

非农就业比率能够一定程度地衡量城镇化水平，用云南省非农就业比率也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之和与云南省就业总人数的比率来衡量云南省非农就业情况，记为NFR。

（三）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面板数据包括1985—2021年云南省的数据，涉及云南省农村居民纯收入、云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云南省总GDP、云南省第三产业产值、云南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云南省就业总人数等7个数据，其中农村居民纯收入由于统计指标的变化，2014年及之前，农民收入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衡量；2015年之后，由于统计指标的变化，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分析软件为Eviews10。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为lnIG、lnUR、lnEL和lnNFR。

三、   实证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取的是1985—2021年的数据，由于IG、UR、EL和NFR这4个变量均为时间序列，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保证其平稳性。文章采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法。检验结果显示lnIG、lnUR、lnEL和lnNFR 这4个变量均表示接受原假设，即数据不平稳。在此基础上，继续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进行检验，DlnIG、DlnUR和DlnEL的P值分别为0.0007、0.0000和0.0005，在1%的临界值水平下通过，即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一阶平稳；DlnNFR的P值为0.0141，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是一阶平稳的。所以IG、UR、EL和NFR这4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记为I（1）。

（二）   最佳滞后阶数的确定

滞后阶数不同，用VAR模型得出的结果也会不相同，因此，在构建VAR模型时，要先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学术界一般通过最小信息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即选取LR、FPE、AIC、SC、HQ 最小的阶数来作为 VAR 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在滞后5阶的情况下，LR、FPE、AIC和HQ均为最小，因此最佳滞后阶数为5阶，本文构建VAR（5）模型。

（三）   Johansen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需要对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协整检验要求各变量同阶单整，由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IG、UR、EL和NFR均为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长期关系。由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且存在至少4个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四）   脉冲响应函数

为了判断当一个变量发生冲击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选取37年的追踪期数，用脉冲相应函数来研究在长期内当变量发生冲击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图1～5表示的是变量间的脉冲响应结果。

图  1  城镇化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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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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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农就业比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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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镇化率对非农就业比率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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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镇化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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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来自城镇化的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响应结果，从图1中可以发现，在短期，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负向影响，长期时转为正向影响，这表明城镇化水平在短期内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此后差距持续扩大。在城镇化发展初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分别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和工资，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在长期，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愈加明显，有能力的农村居民逐渐搬入城镇；同时，由于城镇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居民陷入低人力资本陷阱，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图2是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的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响应结果，经济发展始终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起着扩大城乡居民差距的作用。城镇化的推进使得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和农村都得到了发展，但是城镇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农村。同时，由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同，经济增长给城镇居民带来的红利也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所以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图3表示非农就业的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响应结果，说明非农就业比率始终起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一方面，非农就业的工资要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另一方面，非农就业比率提高，说明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变少了，这有利于农村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规模化，提高农业收入。

图4是来自城镇化的冲击对非农就业比率的响应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先是起着降低非农就业比率的作用，后来逐渐开始提高非农就业比率。这是由我国的城镇化方向所决定的，自2014年提出新型城镇化后，我国的城镇化方向由集中发展城市转变为发展县域经济，限制超大型城市。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但是城市在资源、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优势，尤其是云南省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限制城市的发展会导致部分非农就业机会的损失。因此，在短期时，城镇化发展会导致非农就业比率的降低；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城市资源向农村转移，农村第二、三产得到发展，能够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来补足损失。因此，长期来看城镇化将会提高非农就业比率，促进非农就业。

图5是城镇化的冲击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响应结果。在面对城镇化的冲击时，经济发展水平始终维持着低位正效应，这说明城镇化始终起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和资源向城镇聚集，促使产业不断分工和结构调整，进而推动城镇经济规模化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五）   方差分解

接下来进一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方差分解，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中城镇化、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各自分别的贡献程度。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短期内，城镇化产生的影响还不明显，此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发展，其次是非农就业；但在长期，城镇化的影响远超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就业，此时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接近相同，两者的作用效果都较小。这是由城镇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所决定的，城镇化主要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聚集和更好的医疗教育等资源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这些方面的优势需要时间累积，因此在短期，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反而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就业等能够直接影响就业的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

对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就业的贡献最大的都是城镇化，然后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就业自身。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大城市人口高度聚集，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城镇化发展往往伴随着产业的深化分工和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也就促进了非农就业。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以1985—2021年云南省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了VAR模型来探究城镇化、经济发展、非农就业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1）城镇化并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至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反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城镇化推进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又会强化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3）非农就业强化了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但在短期，城镇化的发展会限制非农就业，长期才会促进非农就业的发展。

（二）   政策建议

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城镇化并不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反而会使差距扩大。但到2022年，云南省城镇化率为51.72%，与全国城镇化率65.22%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且各城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同，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所以，云南省应该继续推进城镇化，并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提升城镇化质量。

1.   推动实现“人的城镇化”

高速城镇化使城镇规模迅速扩张，但这样粗放的城镇化却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半城镇化”人口大量存在。2020年末，云南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仅为37.06%，有582.8万常住人口未在城镇落户。这部分人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及其随迁家属，他们长期在城镇务工，却很难享受到和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导致这个群体很难真正在城镇扎根，这说明云南省目前的城镇化质量还不高。因此，要提升城镇化质量，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弱化户籍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使城镇常住人口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转变，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

2.   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城乡之间初始资源分配不平均，这种不平衡又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公共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因此，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硬环境”“软环境”两手抓，补齐短板。对于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应该优先发展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农业生产条件差或劳动力流失严重的地区，首要发展农业生活性基础设施，尤其是在道路、饮水和电力等方面，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美丽乡村。同时，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比较薄弱，对老年人和低收入者的关注不足，需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3.   优化产业结构，稳定促进非农就业

研究结论表明，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要注重非农就业的稳定和促进。非农就业可以分为本地就业和外地就业。目前，因为农村所能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主要还是以外地就业为主，但由于农村兼业农户较多，且外地就业成本较高，限制了部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所以要增强农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一是从拓展农业功能入手，发挥农业的生态屏障和文化传承功能，依托当地生态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二是要促进资本下乡，将城市的部分非农产业转移到农村，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三是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大城市带动小城镇，提高县域容纳非农就业人口的能力。此外，还应该加大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保障力度，稳定外地就业群体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