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古往今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追寻和探索。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幸福是终极善”的理念^[2]。他的“幸福”定义为通过实践美德实现的个人充实感，即“优良生活”。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这表明恩格斯认为幸福的实现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需求，‌而是与外部环境、‌社会条件紧密相关。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关系民生福祉、关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致力于培育农民的生态幸福观，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还能增进农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是推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一、   新时代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的理论逻辑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指南。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新时代农民生态幸福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升华，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弘扬与创新，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理念的赓续与发展，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农民生态幸福观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一）   理论之魂：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继承与升华

马克思在其理论体系中并未直接提出“生态幸福”的概念，但他从人的本质、异化劳动、社会制度形态以及共产主义等四个维度探讨了与生态和幸福相关的核心思想，深刻探讨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强调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和矛盾关系，为新时代培育人民生态幸福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即人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劳动与他人、自然以及社会形成各种关系的。这种关系性本质决定了人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而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是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过程。因此，生态幸福首先体现在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环境建立起一种和谐、可持续的关系，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往往被异化，成为压迫和剥削人的手段。异化劳动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更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在这种状态下，人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破坏了生态平衡，也阻碍了人自身对生态幸福的追求。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幸福的缺失，并指出克服异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了生态幸福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利润至上的原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往往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这种制度形态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生态幸福的追求^[4]。

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基础，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为实现生态幸福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不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而是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为生态幸福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也是实现生态幸福的最终归宿。在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将被消灭，异化劳动将被消除，人们将摆脱阶级束缚，共同享有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这样的社会形态下，人们将不再为了生存而被迫破坏自然环境，而是能够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共生关系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富足和可持续，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的自由和幸福。因此，共产主义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人类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转变，是生态幸福得以全面实现的理想境界。

（二）   理论之根：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弘扬与创新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它源远流长，涵盖了哲学、自然观、社会伦理等多个方面。该思想强调天地与人类的和谐统一，主张人类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而不是试图控制和改变自然。这一思想是生态幸福观的理论之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幸福观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早在《易经》中，就已经出现了“天人感应”的概念，认为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道德经》中，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是最高的法则，人类应当顺应这些规律，以实现自身的和谐与幸福。庄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则更加强调人类与自然的融合，主张“无为而治”，即人类不应过度干预自然，而应顺应自然就可获得幸福。儒家哲学也对“天人合一”思想有所发展。孟子在《孟子》中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表明，虽然自然条件（天时）和地理条件（地利）对人类有影响，但人的和谐与否（人和）更为重要。儒家将“天人合一”思想应用于社会伦理，强调人类行为应当符合天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非常重视天人关系，并把“知天命”与“尽人事”联系起来，强调人的行为应当符合天命，相较于物质上的满足，德性上的获得才是更大的幸福^[6]。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深深扎根，并影响了文学、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制度。无论是诗词中的自然描绘，还是绘画艺术中的山水画，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农业社会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的理念也体现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形成了深厚的生态智慧。

在现代社会，尽管科技和工业发展迅猛，但“天人合一”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全球面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借鉴“天人合一”思想，促使现代社会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将“天人合一”思想应用于现代社会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加快使得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更加深远；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距，需要将传统理念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探索新的解决路径。

（三）   理论之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理念的赓续与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还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选择。我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农民开垦荒地、改良水利，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顺应自然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于1956年颁布《—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在十二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为之后我国生态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于1973年的全国环保大会上提出“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生态建设方针。进入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维护人与自然协调、和谐，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这一理念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建立起一种生态自然观，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节，对社会环境进行优化，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007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提出环境保护事业创新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7]。

进入新时代以来，生态保护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发展模式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启了生态优先的发展路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的系统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领导人民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提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8]，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时代人民幸福观的理论之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旨在化解工业文明中环境与发展二元对立的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二、   新时代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的价值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强调了产业兴旺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构建农民生态幸福观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着力点，‌旨在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农民良好生态素养、‌稳步实现农民幸福转型、扎实推进乡村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新动力。

（一）   新时代培养农民良好生态素养的需要

新时代农民的生态幸福观是追求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幸福感的和谐统一。生态素养是人们所具有的环境知识、价值理念和态度行为的整合系统标准。生态素养包括对环境的认识、态度和行为，旨在指导人们的行动，培养正确的环境行为是环境教育的最终目的^[9]。‌在社会发展的今天，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乡村作为生态系统的前沿基地，其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生态环境相适应，培养农户的生态幸福观，树立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理念，促进农民良好生态素养的养成，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出路‌。

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农民的生态幸福观，是提高农民生态素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幸福观不仅关乎农民对环境的认知和态度，更影响其实际行为和生活方式。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下，许多农民往往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广，生态幸福观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会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例如采用有机种植、轮作、复合种植等可持续的农业实践。这些实践不仅有助于改善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也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从而为农民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这种转变还可以增强农民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关注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的保护。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态素养，也为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的动力。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农民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做出贡献。

（二）   新时代稳步实现农民幸福转型的需要

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技术进步和信息交流的便利，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现代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和环保，信息化的普及使得农民能够更好地获取知识和资源。许多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业工作，农村劳动力的结构逐渐多样化，他们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物质满足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幸福来源，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关注健康、环境、文化等方面的生活质量。农民对幸福的理解从单纯的经济利益转向更加综合的生活体验，这种需求的变化推动了农民生态幸福观的培育。他们认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农民开始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生态建设，稳步实现农民幸福转型。

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是实现农民幸福转型的关键途径。生态幸福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优质的生态环境是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基础。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是实现农民幸福转型的重要手段。传统农业面临着收入增长缓慢和市场竞争激烈的挑战，而新兴产业和业态的兴起为农民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生态农业通过有机种植和生态养殖，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还能带来更高的市场价格和经济效益。乡村旅游则可以利用农村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吸引城市游客，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通过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10]。

（三）   新时代扎实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的需要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普遍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紧密联系以及两者相互促进的重要性。在我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8]。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阶段。这一转变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11]，坚定不移和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构建农民生态幸福观，引导农民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生态幸福观倡导绿色、可持续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农民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会更倾向于选择绿色生产方法，如使用有机肥料、进行轮作和采取保护性耕作等。这些实践不仅能够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践行绿色生产，农民可以在日常生产中落实乡村绿色发展的要求，推动农业的绿色转型。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强化教育引导，培育农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及强化因地制宜，推动农业发展绿色转型升级，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生态实践参与度，促进农业向绿色、低碳、循环的方向发展。

三、   新时代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的实践逻辑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通过构建农民生态幸福观，引导农民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包括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革新科学技术，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以灵活高效的政策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平衡，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为构建生态幸福观，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发展新动力‌。

（一）   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表明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往往以环境为代价，长远来看，这种模式不可持续，还会带来长期的环境问题。生态幸福观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促进经济生态协调发展，关键在于解决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起来，让绿水青山在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坚持系统观念，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等一系列关系，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强调以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共赢，摒弃损害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重点，将农田建设与养殖场建设相结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支持种植养殖结合型循环农业试点和生态循环养殖场建设。通过推广绿色农业、循环经济和清洁能源等实践，去除经济结构中污染重、碳排放高的部分，推动经济结构优化，限制经济活动和人的行为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促进发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方向转变‌，推动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形成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协调统筹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   革新科学技术，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多元化和高品质化的需求。农业现代化通过革新科学技术、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在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和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改善，从而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通过革新科学技术、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态意识来培育农民的生态幸福观。首先，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例如精准农业技术，可以通过遥感和数据分析实现对作物生长环境的精确监控。这种技术能够帮助农民优化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策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同时，智能农业设备和无人机的应用，可以进行高效的田间管理和监测，减少人工劳动，提高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通过不断研发和推广抗病虫害、耐旱的作物品种，也能够增强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环境适应性，减少对化学投入品的依赖。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对生态幸福的感知。其次，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是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可持续农业强调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倡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轮作制度、覆盖作物和减少化肥使用等方法，可以有效保护土壤健康，减少水土流失，维持生态平衡。此外，有机农业和自然农法通过使用天然肥料和控制病虫害的方法，进一步减少对环境的负担。这些实践不仅保护了土壤和水资源，还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有助于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实践让农民体验到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从而内化为自觉的行动^[12]。

（三）   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政府支持与政策引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框架，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这些政策和制度框架的建立，为实现农村稳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地区，应根据其经济基础的薄弱情况，制订具体的民生保障政策，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通过灵活有效的政策，将民生与生态效益相结合，并对市场要素进行恰当的引进，从而推动资源的合理流通，在对美丽乡村建设进行政策支撑的同时，也为构建生态幸福观，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强化综合施策，构建生态法律制度，增强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引导农民自觉做出生态文明维护行为。健全农村生态治理监督机制，对生态保护和修复精准施策、综合治理，实现从源头控制为主逐渐向全过程管控的转变，强化农村生态环境风险排查整治，构建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的治理监管机制，助推农村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为农民创造一个更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制定科学的规划和政策，推广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提供支持和引导，通过制定环保法规、提供绿色补贴和开展生态补偿等措施，支持绿色发展；企业应积极践行绿色发展，创新绿色技术；社会组织应发挥宣传和教育作用，积极参与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行动中，推广生态幸福观；农民则应积极参与到生态保护和新产业发展中，共同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实现农民的幸福转型，并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提供坚实的支撑^[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