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既包括人才、产业、组织等多要素的全面推进，也离不开有效治理、文明乡风等多层面的多措并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作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当前，要把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以有效的乡村治理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等均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工作，不断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表明中央在高度肯定过去在农村工作上取得的成果之上，对现有乡村治理体系的下一步发展做出部署，需要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因此客观而言，乡村治理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在新时代特别是“三农”工作重心转移至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故而如何对当前乡村治理的绩效进行客观、科学、公正地衡量， 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   文献综述

乡村治理在中国是古老而又有新意的话题，在古代呈现“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1]，乡村治理的概念在国内最先由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在1998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中提出^[2]，而新的历史时期又赋予了乡村治理新的内涵。目前国内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模式（结构）、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绩效和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研究。袁金辉等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历程，指出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等3个阶段^[3]。丁志刚等梳理了中国乡村治理的70年历程，指出乡村治理的历史可分为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探索时期、新农村建设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期^[4]。蒋永穆等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村社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三治结合等4个阶段^[5]。

二是乡村治理模式（结构）研究。张晓山指出需要建立乡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6]。刘金海指出除村民委员会为主导的村级自治外，还存在村民小组自治和片区治理等新的乡村治理模式^[7]。沈费伟等总结了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8种典型模式，指出中国需要建立“有限政府、农民主体、依托农协、全社会参与”的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8]。Arora Jonsson分析了志愿者协会在瑞典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9]。

三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巢小丽分析了“宁海36条”的政策绩效，指出该政策对宁海乡村治理的影响显著，并客观上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10]。李利宏等指出整合传统的文化资源、乡贤资源和组织资源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11]。贺雪峰指出只有形成与当下农村相匹配的管理体制，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12]。桂华指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受到国家能力、乡村体制和基层社会三重因素的影响^[13]。

四是乡村治理的体系研究。一部分学者从自治、法治和德治中某个方面展开研究。高其才研究了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司法具有服务乡村治理、保障乡村自治的积极作用^[14]。池建华侧重于研究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指出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并有助于三治结合^[15]。另一部分学者从三治融合角度展开研究。丁文等结合湖北省H县的案例，指出在厘清“三治”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好“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6]。

五是乡村治理的绩效研究。吴春梅等基于湖北省的调查，研究了乡村沟通网络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指出乡村沟通网络中的主体信任、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决策民主对村庄治理绩效具有促进作用^[17]。谢治菊基于江苏和贵州的调查，研究了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指出政治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均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前者影响较大，后者较小^[18]。张朝华分析了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指出员工属地等因素影响治理绩效^[19]。

乡村治理作为“三农”问题的重点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其建设对我国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对乡村治理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正确把握发展优势和短板，能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支撑和理论依据。因此，对我国乡村治理进行测度与评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文献虽然对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究竟该如何度量及评价乡村治理的绩效，很少有学者就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结合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的乡村治理方式，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测算乡村治理的绩效，希望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

二、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有效性，研究数据选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资料。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根据前后年份的数据用算术平均、趋势推断等方法经过适当计算而得。

（二）   研究方法

1.   描述性统计

从不同维度选取体现乡村治理发展的典型指标对我国乡村治理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简要分析，进而建立我国乡村整体发展状况初步直观的认识。

2.   熵权法

本文通过熵权法对构建的指标体系内的各指标进行赋权，进而对把握各个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其计算方法如下：

（1）数据标准化

首先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假设给定了$ k $个指标$ {X_1},{X_2}...{X_k} $，其中$ {X_i} = \left\{ {{X_1},{X_2}...{X_n}} \right\} $。假设对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为$ {Y_1},{Y_2}...{Y_K} $，那么

（2）求各指标的信息熵

信息熵${E_j} = - \ln {(n)^{ - 1}}\displaystyle\sum\limits_{i = 1}^n {{p_{ij}}} \ln {p_{ij}}$。其中${p_{ij}} = {Y_{ij}}/ $$ \displaystyle\sum\limits_{i = 1}^n {{Y_i}}$，如果$ {p_{ij}} = 0 $，则定义$ \mathop {\lim }\limits_{{p_{ij}} \to 0} {p_{ij}}\ln {p_{ij}} = 0 $。

（3）确定各指标权重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各个指标的信息熵为${E_1},{E_2},\cdots,{E_k}$。通过信息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W_i} = \dfrac{{1 - {E_i}}}{{k - \displaystyle\sum {{E_i}} }}(i = 1,2,\cdots,k)$ 。

3.   耦合协调度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来测度和评价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协调度，进而测度各个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协调度，由于子系统的数量为4个，因此计算公式为：

其中 ：C 为耦合度；U₁、U₂、U₃ 分别为生态治理、文明治理、产业治理和生活治理4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T 为4个子系统综合协调指数；${{\text{β}}_1},\;{{\text{β}}_2},\;{{\text{β}}_3},\;{{\text{β}} _4}$ 为待估参数，且 ${{\text{β}}_1} + {{\text{β}}_2} + {{\text{β}}_3} + {{\text{β}} _4} = $$ 0$。因4个子系统协调效应相同，因此，本文 ${{\text{β}}_1},\;{{\text{β}}_2},\;{{\text{β}}_3},\;{{\text{β}}_4}$ 均取 1/4 ；D 为耦合协调度。

三、   实证分析

（一）   乡村治理概况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及内容，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作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当前，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指导下，农村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乡村治理水平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1.   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通过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有利于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至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达到1.5 m²，处于较好水平。同时由于乡村治理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卫生厕所普及率不断增加，至2018年末已达到83%，化肥农药等使用量不断下降。当前农村居民环境的不断改善表明我国乡村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2.   生活水平持续增高

全面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增进农民福祉，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近年来，随着乡村治理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至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是2010年的2.1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7年实际增长6.6%。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689元，是2010年的2.3倍，比2017年实际增长6.2%。

2018年末，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已接近90%，自来水普及率也达到80%，并且多年来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以及农业机械化率不断上升，二者上升幅度均超过40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赢，我国农村居民生活不断改善，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为下一步我国乡村振兴的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3.   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文明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至2018年末，农村每万人受理案件数已降至60件，农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率超过11%，并且随着文明治理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支出也持续增多，至2018年末，比率已超过10%。表明当前随着乡村治理的推进，文明治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农村居民的个人文化程度不断提升，有利于在新时代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   产业治理取得重大成效

产业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点。至2018年末，我国粮食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农村粮食单产已接近6000 kg/hm²；农村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0%，农业机械化率达到67%，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接近60%。当前产业治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农村产业治理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二）   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关于实施乡村治理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根据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其内在规律所做出的具有前瞻性决策。党中央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将原本的“三农问题”中顽固性的难题做了进一步规划，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乡风文明、乡村建设等方面全方位进行改革，因而对于乡村治理绩效评价必须紧紧围绕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才能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我国乡村实际，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的原则，从生态治理、产业治理、文明治理和生活治理4个方面构建了由17项指标构成的乡村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经标准化处理后，用熵权法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表1）。

表  1  乡村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乡村治理能力（A1）	生态治理(B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C1)	0.114
		卫生厕所普及率(C2)	0.054
		太阳能热水器（万m2）(C3)	0.060
		化肥使用强度（万t/hm2）(C4)	0.088
	产业治理(B2)	粮食单产(kg/hm2)(C5)	0.047
		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C6)	0.049
		农业机械化率(C7)	0.044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C8)	0.074
	文明治理(B3)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率(C9)	0.039
		每万人受理案件数(C10)	0.045
		村级文化站数量(C11)	0.040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比率(C12)	0.044
	生活治理(B4)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C13)	0.064
		城乡居民收入比(C14)	0.052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C15)	0.081
		人均可支配收入(C16)	0.057
		生活信息化程度(C17)	0.048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由表1可知，在17项三级指标中，指标权重排前5名的指标依次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化肥使用强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科技进步贡献率以及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侧面反映出这五方面能够较好地促进我国乡村治理。其中，关于生态治理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以及化肥使用强度代表我国乡村在生态治理方面的能力，其在指标权重中所占比重最大也与近年来我国着力构建美丽乡村有关；关于生活治理中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所占指标权重可归因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人民生活大幅度提升；并且在产业治理方面，随着我国对农业现代化的持续投入，农业科技贡献率也在不断提升。指标体系中文明治理所占比率不大，表明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的在文明治理方面仍未取得重大突破，农村居民在此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

（三）   乡村治理综合测度和评价结果

按照 2014—2018 年各项指标的统计数据实际值，采用熵值法计算出乡村治理综合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结果已列示于表1中。

根据我国2014—2018年乡村治理各项指标的实际值，运用上述公式计算出乡村治理及4个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如表2所示。

表  2  不同年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发展指数

年份	生态治理子系统	产业治理子系统	文明治理子系统	生活治理子系统	乡村治理发展水平
2014	0.00000	0.00000	0.10002	0.00000	0.10002
2015	0.03620	0.06244	0.09209	0.06402	0.25476
2016	0.09998	0.11735	0.08993	0.12973	0.43700
2017	0.25166	0.17874	0.11666	0.23623	0.78329
2018	0.28666	0.21378	0.11303	0.30209	0.91555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由表2可以看出，2014—2018 年，我国乡村治理、生态治理、产业治理、文明治理和生活治理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都呈现上升趋势。说明 2014—2018 年我国重视乡村治理，并在产业、文明、生态、农民生活等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且在 2016 年以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通过比较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可以看出，文明治理方面综合得分较低，说明我国文明发展水平对于乡村治理来说仍是一个突破口，文明治理目前制约着乡村治理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国在未来乡村治理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大文明治理力度，提高农村居民与管理者两方面的文明程度，着力提升文明发展水平。

（四）   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出2014—2018 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其变化情况和类型划分如图1和表3所示。由图1可以发现，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进一步细分，可分为两个阶段 ：（1）2014—2015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状态，但一直保持在不协调阶段；（2）2016—2018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进入协调阶段，至2018年乡村治理整体已达到优质协调。

图  1  2014—2018 年乡村治理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

下载: 全尺寸图片 幻灯片

表  3  2014—2018年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协调类型

年份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程度
2014	0.023	极度失调
2015	0.492	濒临失调
2016	0.658	初级协调
2017	0.866	良好协调
2018	0.923	优质协调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四、   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从生态治理、产业治理、生态治理、生活治理4个方面，选取 17 个指标因子，运用熵值法对我国 2014—2018 年乡村治理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性进行测度与分析，获得如下结论 。

（1）2014—2018 年，我国乡村治理实现了大幅度跨越，农村经济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乡村产业、文明、生态环境以及人民生活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乡村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消费水平持续增高，乡村治理水平迈入一个新的台阶。

（2）2014—2018 年，我国乡村治理及其产业治理、文明治理、生态治理和人民生活治理均有显著提升和改善，但乡村治理成效整体上来说短板仍在文明治理方面。因此，我国在未来的乡村治理中应进一步加大文明治理力度，补齐短板，提高管理层面素质，着力提升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持续投入村集体文化项目，以取得乡村文明治理方面的进步，进而推动乡村治理成效的整体发展。

（3）2014—2018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可分为两个阶段 ：2014—2015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状态，但一直保持在不协调阶段；2016—2018年，我国乡村治理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提升，进入协调阶段，至2018年已达到优质协调。

（二）   讨论

学者们对我国的乡村振兴进行了一些测度与评价研究，但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且已有的研究缺乏对乡村治理各子系统耦合协调状况的研究。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乡村治理内部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测度与分析，可为国内具体地区乡村治理发展水平与协调状况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确定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误差。但由于目前我国乡村治理评价相关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尚不多，指标数据获取相对困难，而乡村治理的内涵又十分丰富。因此，乡村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今后可结合各省份乡村治理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性的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